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是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两者都以社会为中心，把国家看作是社会的从属变量而忽视政治的特殊性，更多地关注国家的限度问题。多元主义是一种还原论，把政府视为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对应物。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子系统功能论，把政府看作是各种社会集团竞争的平台和场所。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结构功能主义，均把国家简约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都是一种社会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解释困境

　　新历史经验的出现使得社会中心主义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国家宏观调控受到推崇，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催生了对国家角色的新理解。第二，西方认为普适的民主模式在数十个民族国家的移植和复制未能取得预想的成功，并且世界许多民主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着与国家失败相关的治理危机。学界的学术视野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家建设与治理问题。第三，社会中心主义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东亚和拉美国家的成功转型，东亚和拉美地区采取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重新关注国家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中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为基础开启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回归国家学派对这一概念深入挖掘、系统论证并最终确立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主性理论到回归国家学派的潜在自主性理论、镶嵌自主性理论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图景。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有批判思维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相对独立性”思想的基础上，最先提出和发展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波朗查斯和密里本德各自发展出了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理论。两者关于国家的辩论首先唤起了学者对国家自主性的关注。虽然两人的争论较多，但两人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存在共通性。一方面，两人的思想都是经济决定论的，都是一种经济输入—政治输出的国家自主性模式。另一方面，两者都认同国家相对自主性与资本利益的关联性。不管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来源是什么，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不会脱离社会和资本利益。政治活动的变化性相对应的是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性，但无论怎样变化，国家统治者都不会违背支配阶级的利益。

　　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

　　回归国家学派从重新理解国家含义出发，突出强调不能把国家简单看作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竞争力量的裁判或支配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追求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性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自己的偏好，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回归国家学派在反思、发展和借鉴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重新阐释了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以国家偏好、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等为核心概念形成了国家自主性理论体系，最终确立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斯考切波是回归国家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她在集中批判第二代革命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质疑，认为它们共同的缺陷是带有较强的唯意志论和目的论，而忽视了革命过程中国家的自主性特征。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论研究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直到革命研究中的国家理论与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国家理论逐渐汇合时，其潜在自主性思想上升到国家理论不可跨越的位置。斯考切波追溯韦伯的国家概念，从韦伯的国家观中汲取思想理论资源。她建立了以强制力为基本特征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并考察了与国家自主性直接相关联的国家能力概念，这使得国家自主性理论更加完整。

　　诺德林格受到斯考切波的影响，在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中较早提出了要“认真对待国家”的理论主张，以纠正社会中心论长期忽略国家地位的错误倾向。诺德林格在对国家进行类型划分和差异分析的过程中传递了一个观点，即国家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对社会偏好、社会利益诉求的简单整合和回应，而是国家如何通过行为和策略实现国家偏好和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国家克服社会制约而创建国家目标的过程。诺德林格认为以往经验民主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都依赖于社会约束假设，在这种假设之下，国家总是被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和支配。社会中心理论视角对国家作为依赖变量的定位夸大了社会的约束性，低估了国家改变、转移甚至抵制社会偏好的能力和机会，从而忽视了国家自主性。诺德林格用国家偏好和社会偏好作为基本变量，以两者的分歧程度作为划分依据，描述了三种国家自主性类型：分歧型、融合型、重合型。国家与社会偏好的吻合程度和国家对社会偏好的态度和行为，构成了区分国家自主性类型的基本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