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6大选中，频现于媒体的是“民众主义”式的“愤怒”这类描述。这种愤怒的经济动因在于，轮流执政的两党均未能有效维护近二三十年来收入停滞、地位下降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使得其被边缘化的挫折感蓄势而发。而这种反叛性又与近二十多年来愈益强化的党派政治极化相互交织，两党间的政治极化基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壁垒分野、明确的选民群体支持基础和相互间政策取向强烈排斥而持续演进。

　　党派极化下的否决政治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近期撰文指出，党派极化政治和有充裕资金的利益集团的结合所产生的“否决政治”（vetocracy），使得宪法制衡体系的运作变异为一种阻止政府做事比利用政府促进共同善更为容易的状况。

　　政党之间关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思想主张的党派极化，是政治极化的关键一环，在国家权力领域则转化为三权分立体系中政党政治的双头式零和博弈困境。美国学者詹姆斯·皮尔森认为，两党间的政治极化已发展到相当严峻的程度：从投票记录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兼容性温和派在国会的比例第一次降到40%以下；到90年代末期，降到20%以下；现今，则不到10%。而在社会层面，据皮尤（PEW）研究中心2014、2016年的调查报告，对小布什的认同率，共和党人达81%，而民主党人为23%；对奥巴马的认同率，民主党人为81%，共和党人则为14%。强烈的政治极化使达成妥协性共识的空间大减，而支撑共享性民主的道德共识被削弱，协商机制贬值。

　　然而，在有利于大资本全球扩张和维护大公司利益方面，两党间在政治决策上的妥协和交易并不罕见。如克林顿时代双方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紧急救助华尔街，而忽视债务重压下的中产阶级处境。

　　就现实内涵而言，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被归结为既对立又互为增强的两个层面：一是支配联邦政府运作的政党政治僵局脱节于公众利益，难以有效应对就业、经济不平等、巨额联邦债务、社会安全的挑战，以致引发利益受损的普通公众的强烈不满，激发了反对精英代议制集团垄断权力的政治参与。二是公众情绪和倾向一旦被吸纳整合到两党制的意识形态框架，则陷入各执一端、指责循环的怪圈，无从形成跨党派的合作求解之道。比如不久前的奥兰多夜总会枪击案，共和党人认为是恐怖袭击，政府的国土安全政策有问题，民主党人则认为属国内枪支暴力犯罪，应加强枪支监管。美联储前任主席本·伯南克指出，日益加剧的社会和政治极化导致人们在基于不同政治背景来评价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时，无法达成积极的共识性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