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县域政治发展，既不是中国传统县域政治的简单循环，也不是割裂中国传统县域政治的凌空虚蹈，而是大转型时期中国县域政治传统的现代化转型，其中既有新题新解，也有新题旧解，更有旧题新解。所以，可按照略古详今、以史为鉴的原则，爬罗剔抉出中国县域政治传统现代化的基本线索、核心主题、战略目标和转型路径，并着力实现历史研究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的对接。

　　县域治，天下安。三十多年来，中国县域政治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县级政治发展、乡镇政治发展和村民自治建设三个层面。现有研究的主要成绩是：实证研究积累了可观的经验素材，理论研究概括了可验的解释模型，对策研究规划了可取的改革方案。

　　现有研究的不足

　　当前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历史研究有待融合。中国县域政治发展的实证研究一般局限于当代中国的相关事实描述和理论概括，缺乏长时段历史研究。学者们习惯于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基本方法，描述当代中国县乡政权和村治组织的内部结构、外部功能、运行机制及其政治社会后果，但没有集中关注形成上述体制机制的历史渊源和制度路径，历史的厚重度不足。就理论逻辑而言，如欲在当代中国县域政治“现在是什么”的研究基础上，追问“现在为什么如此”，必先追溯“过去是什么”和“过去为什么如此”，最后才可预测“将来可能是什么”并规划“将来应该怎么办”。

　　问题意识有待明晰。古今中外，都有某些一以贯之的政治学重大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及其实践探索，由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政治发展史。具体到中国县域政治发展研究，必定存在历朝历代都着力加以思考、探索和解决，并且又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与时代特征的政治学重大问题。但学术界对此尚无清晰共识，难以实现各层次和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的有机整合，必然制约当代中国县域政治发展研究的学术质量和理论深度。

　　分析框架有待反思。首先是总体框架。大体而言，现有成果主要运用了两大框架：一是国家政权建设论，从县乡政权建设具体问题出发研究中国县域政治发展；二是社会自治论，从村民自治具体问题出发研究中国县域政治发展。前者强调自上而下的国家支配和理性官僚化，后者关注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和地方民主，理路有别，但隐含的前提相似，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其次是具体框架。尽管有一批运用历史分析法、行为主义政治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相关成果，但中国县域政治发展研究的具体框架尚缺乏系统深入厘清和评估。

　　对策研究有待加强。一方面，对策研究的战略性有待加强。县级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和村民自治建设三个层级和领域的对策研究均不少，但将县乡村全部纳入县域政治发展的整体，并系统研究县域总体政治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另一方面，对策研究的可操作性有待提升。有研究者在探讨县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的过程，曾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往往是提纲挈领的论述，缺乏系统论证与规划，很少落实为具体可操作的改革方案和法律提案，影响了对策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