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美术创作实现了全面发展。艺术家们聚焦时代主题，集中反映各民族的幸福生活，诞生了一大批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美术作品，并在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我国文艺创作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族人民翻身做主、开启新生活、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成为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主要表现内容。艺术家们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创作反映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新生活、新风情、新面貌的美术作品，催生了新中国第一次民族美术创作热潮。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民族美术经常表现的宏大主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大量经典作品。代表性作品有叶浅予《中华民族大团结》(1953年，年画)、赵望云《解放大西北民族大团结》(1951年，年画)、王临乙《民族大团结万岁》(1958年，雕塑)、黄永玉《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1959年，壁画)、黄俭等《民族大团结》(1958年，浮雕)、金梅生《全国民族大团结》(1959年，年画)等。

　　叶浅予《中华民族大团结》表现各族群众围绕在毛泽东主席周围举杯欢庆的场面，画面中人物众多、风采各异，不仅描绘出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还表现了毛泽东主席与各族群众之间的互动呼应关系。叶浅予为突出各族群众与毛泽东主席欢饮的场面，去除了人物以外的多余背景，强化了身着民族服饰的人物形象产生的视觉冲击力，同时采取波浪状的构图，让人群充满生机和律动，突出了热闹欢庆的气氛。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美术还侧重表现少数民族群众翻身做主人、迎来新生活，以及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取得的建设成就。代表性作品有旺亲拉西《草原上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3年，年画)、石鲁《古长城外》(1954年，国画)、周昌谷《两个羊羔》(1954年，国画)、董希文《春到西藏》(1954年，油画)、艾中信《赛马会上》(1954年，油画)、黄胄《洪荒风雪》(1955年，国画)及《丰乐图》(1959年，国画)、黄永玉《阿诗玛》(1956年，版画)、李焕民《初踏黄金路》(1963年，版画)、潘世勋《我们走在大路上》(1964年，油画)、陈烟桥《归途》(1961年，版画)、妥木斯《送奶》(1964年，油画)、哈孜·艾买提《罪恶的审判》(1964年，油画)等。这些作品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创作带来一股新风，也推动了新中国绘画艺术在“现代化”“民族化”“写实化”“群众化”等创新要素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美术创作突破了传统美术发展的旧有模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为其注入新活力。美术家们创作的民族美术经典作品在反映各族群众新生活、构建时代文化精神、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热与形式美：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美术创作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也为文艺界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一时期，美术家们尝试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方面进行艺术探索，创造出了很多反映时代风貌、精神求索和生活气息的美术作品。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多样的生活面貌成为美术家们艺术创作的突破口，诸如吴冠中、靳尚谊、詹建俊、刘秉江、陈丹青等一大批画家纷赴民族地区采风写生，寻求在作品表现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民委直属院校以及民族地区的高校在美术专业学科建设及实践教学方面逐渐规范化和规模化，为培养民族美术创作人才提供了生力军。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民族美术创作人才和民族主题美术作品大量涌现，掀起新中国民族美术的第二次创作热潮。

　　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新时期艺术家们探寻艺术创作的时代风格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并且为油画艺术、国画艺术的“民族化”和“当代化”探索作出了贡献。代表性的作品有靳尚谊《三个塔吉克少女》（1985年，油画）、詹建俊《飞雪》（1981年，油画）、陈丹青《西藏组画》（1980年，油画）、刘秉江《塔吉克婚礼》（1984年，油画）、徐芒耀《开拓幸福的路》（1980年，油画）、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麦西来甫》（油画，1981年）、韩书力《邦锦美朵》（1982年，连环画）、韦尔申《吉祥蒙古》（1989年，油画）等。

　　靳尚谊在上世纪80年代立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借助民族题材创作出了既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又具有强烈时代气象的系列作品，《三个塔吉克少女》就是其中较为代表的一幅。作品中的三个少女蕴含着一种静穆典雅之美，在三人安静的交流中透出一种内在的张力，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美的呼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一时期，詹建俊也创作了数幅民族题材油画作品，如以塔吉克族女性为题材创作的《清风》《飞雪》等，在写实主义风格基础上，借助飞动的笔触使画面迸发出青春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刘秉江创作于1984年的油画作品《塔吉克婚礼》表现了婚礼现场既热闹又隆重的场面。其人物造型采取了写实主义的手法，中心人物——新娘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人物所处的空间背景则采取了装饰性的处理手法，借助塔吉克风情十足的地毯图案分割和区分空间，使整个画面显得既绚丽多彩又具有秩序感，形式感很强。刘秉江这种“人物的写实性”与“背景的装饰性”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对油画在新时期的“中国化”“民族化”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