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改革开放复出后对自己的民族研究进行总体性反思的基础上完成的。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改革开放大致50年的时间里，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涉及两大重要事件，即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论争和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费先生自己后来对其内在联系和意义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这两大事件其实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在民族问题上面对的大课题，即如何在学理上认识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并在政治上制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政策。费先生不仅通过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以及民族识别、民族形成和民族本质的反思，凝练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说，而且在该学说提出后继续“再反思”。虽然他对“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但他对通过“美美与共”和相互容纳而产生凝聚力，并进而实现民族间和国家间“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反复强调，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多元一体”理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而且为当下民族研究的深入和民族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多元一体；民族构成；民族形成；民族本质；认同；凝聚力

　　作者简介：华涛，宁夏大学民族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地址：银川市，邮编750021。

　　费孝通先生30多年前写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话和文章发表后，受到政学各界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学术界更在该理论之上加以阐述，取得了诸多共识。但是学术界在进一步阐释、发展这一理论的同时，似乎不够重视费先生对自己民族研究学术理路的整体性反思，由此影响到对这一理论当代意义的认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复出到去世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里，费先生一方面继续践行自己“志在富民”的理想，为东部社区和西部民族的发展，调研、献策；另一方面“清理和总结过去的成果”，进行重新审视，或者以他后来反复使用的两个字“反思”来说，不断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

　　费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转入社会学专业，不久又开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习。到改革开放肇始，他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已经跨越了大致50年的时间。在这50年里，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涉及两大重要事件：一是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从英国回国，不久即卷入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另一是20世纪50年代参与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费先生自己后来对这两大事件的内在联系和意义做过分析。他在1993年《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说，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2月《益世报》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文；顾先生的意思是“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且顾先生着重说，“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在费先生看来，“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并且也称之为民族了”。

　　费先生的这段解说让我们认识到，他经历的这两大事件其实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在民族问题上面对的大课题，即如何在学理上认识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并在政治上制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政策。纵览改革开放以后25年中费先生所有的文章和讲话，我们发现他以某种相当超前的灵感，抓住“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和民族识别、民族形成、民族本质两大主题，不断地对自己的学术经历进行“反思”和“再反思”。通过学术反思，费先生凝炼出“多元一体”理论；此后，费先生又不断对“多元一体”理论进行再反思。认真梳理这些反思和再反思，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费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理论发展，领会“多元一体”理论的深刻内涵，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论讨论和政策应对，并且在新形势下认识“多元一体”理论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当代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的反思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是费先生对自己20世纪30年代末参与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的反思。这场争论的详情，不仅已有多篇研究，而且费先生自己也曾经做过回忆。虽然费先生在“多元一体”的文章中并未说明自己20世纪30年代末的观点，并且在1993年顾颉刚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上还明确说自己对顾先生193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但在1996年《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费先生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早年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批评有所欠缺。因为，虽然“多元一体”格局既谈一体，也谈多元，但费先生自己对观点的归纳却是另一番情景。他说，自己做这个研究是因为心中有一个多年的困惑，“困惑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而在“这篇文章中我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主要的观点第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是）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个论点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个论点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正是对照了这样的归纳，所以学者赵旭东说，“费孝通当时（1939年）对（顾颉刚）此文做了一个纯粹学理上的回应……显然，费孝通的人类学训练，使其更多地注意到了多样性的族群的存在，认为这是一个本不用争论的社会事实，但是，这一点认识，似乎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掉顾颉刚从历史与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证。而到后来，差不多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费孝通又稍稍改变了自己单方面去强调民族为‘多’的立场，而是暗中将顾颉刚所主张的观念也部分地吸纳了进来，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主张”。如果从费先生自己的归纳看，他的改变不是“稍稍”一点。正因为“多元一体格局”具有这样重要内容，所以“大多数的学者直接（将文章）误读成为只专注于‘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一单一向度”。

　　但是当我们回溯费先生1988年的所有文章、讲话时，发现“多元一体”的提法最早见于他讨论世界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文章。在1988年1月15日于香山饭店完成的《〈人文类型〉重排前言》中讨论世界格局时，费先生提到了“多元一体”。《人文类型》（Human Types）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在1938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费先生从英国回国后，翻译了这位马林诺斯基老师的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的书。改革开放后，当商务印书馆出版译稿修订本时，费先生用这篇新的前言，对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进行了学术回顾和反思。费先生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家开始深入到海洋里的孤岛上去直接观察生活方式上富于地方特点的居民”，“现在回头看来，他们的研究正反映了当时尚存在着‘文化孤岛’，就是世界居民中还保留着的门户深锁的大小庭院。这些实际上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多元一体格局的小社区。从这个起点上来迎接多元一体格局所带来对人类发展前途的挑战，社会人类学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出现了比较社会学的尝试”。1940年代，费先生曾经前往过西方，看到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联系日益广泛。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不仅费先生本人，甚至整个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改革开放后费先生出国访问，发现世界的相互联系超乎想象。不仅中美关系大为改善，而且美苏关系和中苏关系也在改善。虽然冷战尚未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尚有待时日，但费先生似乎预感到一个包容各国各民族的地球村的形成，并进而用“多元一体格局”来描述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说“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无数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小群，融合成了一个个大群，到目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包含在一个生活上休戚相关的社会系统之中”。他甚至认为“当前的世界，多元一体的格局日益深化……至于怎样去稳定多元一体的格局并预见它发展的前途已是应该及早提到日程上的课题了”。费先生这种对国际形势的、对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看法，反映在他的多篇文章和讲话中。

　　虽然费先生在对世界形势的谈话中首先使用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并且对当时世界的“一体”前景表现出谨慎的乐观，但“一体”的想法还是首先表现在他对国内民族关系的感知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民族政策大调整，民族关系空前改善，费先生感觉到“平等、团结，我们已经基本做到，现在的问题是共同繁荣”。早在1982年，他在《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讲话中说：“在这32年里，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为真正的民族平等，为实现新的民族关系，做了大量工作的。正是通过这些工作，奠定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基础。”虽然文革“给各族人民造成灾难，也伤害了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各民族人们仍然心向祖国，心向北京，没有要脱离祖国大家庭的。有些外国人希望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出问题，可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它不同于西方‘Nation’这个概念。Nation是从西方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概念。不是美国历史，而是欧洲历史。……欧洲的情况不同。各个民族想的是成立民族国家。而我们的情形又不同。”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是：其一，中国被承认的“民族”并不是像西方民族那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所以与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不可能完全相合。如果撇开其中格式化的话语，我们可以感觉到费先生看到了中国南北方民族集团在国家观念上的重大差异，“民族国家”的想象并未影响到中国所有的民族集团。其二，中国有一个汉族为核心，“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并且因为这个核心，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局面；也因为汉族“吸收各族人民融合一体”，并因为近代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形成了“中华民族”。因此中国的民族应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就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藏、蒙、回等56个民族；第三是这56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

　　总之，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不仅让费先生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体”和国内各民族的“一体”有了新的憧憬，而且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反思，他对汉族的形成，对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作用，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不仅认识到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事实，更进一步认识到汉族的核心凝聚作用。他修改自己早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涵的认识，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