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 )，男，山东省安丘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面临重写学术史的问题。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当前的总体定位是“去中国化”，因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应当成为重写其学术史的核心主张。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有着外在和内在的充分可能性。根据目前的学术发展状况，要实现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的理论目标，至少应厘定相互连接的两条进路：一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起点，重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二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轴心，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

　　关 键 词：中国化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重写

　　“学术史”据说是一个来自西学的概念，但中国学术界自21世纪以来显然把它视为推动本民族学术发展的根基性问题，进而展开认真的讨论。讨论学术史自然可以在多种维度上展开，但其最终落脚点却往往是“重写学术史”。但重写学术史绝非一个简单的口号，其深刻的用意在于检省旧的研究方式，确立新的理论范式，并以此深化和优化学术研究本身。由于这一用意包含着打破陈规的积极价值取向，所以，虽然不是所有的学术史都必须颠倒重写，但那些基本思路急需改进的研究领域则应当注入重写学术史的自觉意识。在笔者看来，当前几乎已成为显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起步于21世纪初，至今尚未形成自己像样的历史，也似乎谈不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其主导范式、理论构架、问题界域、论证方法等却是有待拷问的，因而也必然面临重写学术史的问题。根据什么来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当然可以因人而异、各持所是，但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却无论如何都应当成为此一重写的核心主张。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将会是一个关乎多个环节的重大课题。本文仅就其中几个基础性问题作一讨论，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人。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去中国化”及其原因

　　笔者之所以提出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根本说来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出场的，故而不管就理论而言还是就实践来讲，它都肩负着如何积极有效地回应因市场化改革而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之使命，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责无旁贷的担当。但先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似乎还没有明确地突出这一使命与担当，因而从总体上讲，它是“去中国化”的。为何会形成这样一个状况呢？以笔者之见，大致有外在和内在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分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去中国化”的外在原因。

　　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不争事实是，不同学科之间往往泾渭分明、互不搭界，同一学科内部也常互为他者，“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区隔为基本原理、哲学史、中国化、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板块，不同板块之间有着清晰可见的边界，学者们基本上只关注自己的“份内之事”，而很少去做“破界”和“越界”的工作。这种研究领域或研究板块的区隔与划界，直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相互疏离及彼此隔膜。所以，笔者曾在先前讨论中指出：“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者，未必会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讨论接生为学术的论题；而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者，也未必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点作为研究的前提性预设。”[1]这样一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关切概括说来在于中国社会改革向何处去的重大实践性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则是有意无意地收缩到学理的“象牙塔”中，从而远离甚至回避了这样的重大实践性问题。学术研究者在现实面前的这种失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萨特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把理论扔到一边，把实践扔到一边。……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2](P22)这种分离，只能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去中国化”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如果对此不加以检思和校正，这一研究很难回归其本应沿循的路途上来，形成与中国化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