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对“人”的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人”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中，“人”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内容。马克思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与脱离开人的活动和实践来谈论人的存在的近代西方哲学观念不同，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出发，把人类历史和世界理解为社会实践的产物，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的独特性，提出了人在社会实践中诞生与发展以及有关社会关系的理论，完成了对人的社会化的唯物主义的论证。这是我们至今研究“人”的问题的指导思想。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人；唯物主义；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6-0059-09

　　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知道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要真正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点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首先有一个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相当长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所以遭到各种曲解和歪曲，特别是教条化和简单化的歪曲，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从来都是要求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刻苦钻研、平等讨论、虚怀若谷的。这里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不懈地、虚心地踏实学习是“科学精神”的前提。因此，我们在强调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首先要强调“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本身，学习人类的一切精神文明财富，学习新的时代和新的发展，总之，学习一切未知的知识和经验。这恐怕是我们从过去多年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发展中首先应该吸取的教训。

　　过去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和简单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丰富的内容被阉割或割裂了。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有许多珍贵的论述。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理想社会的特征，描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这样重要的思想，在很长的时期里都被忽视了。不仅如此，过去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解，似乎马克思主义是不谈人的问题的，特别是不谈个人、自我、人性、个性、人的存在等问题的，要谈也是在马克思早年的时候，到了晚年，他已只强调阶级、阶级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这即便不是无知，也是极大的误解，至少不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对“人”的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对“人”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至今研究“人”的问题的指导思想。

　　这里，我们不妨就人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一些论述作些分析。

　　一

　　“人”的重要性在我国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和世界发展新形势而提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关系到我国今后能否顺应新形势的要求持续创造性地发展的根本问题，同时也充分表现出对“人”的问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

　　就我国理论界和社会人文科学界来说，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的研究也已获得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人学”作为一门综合的新兴的学科悄然兴起。在1980年代，“人学”的各种问题就已在学界引起了争论。哲学界尤其注重对“人”的问题的理论探讨。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探讨有关“人”的问题的论文不时散见于各种报刊，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综合性的著作已陆续问世，如黄楠森等主编的《人学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人民出版社）等。

　　在其他国家，“人”的研究也普遍受到重视。在西方，对“人”的研究开展得很早，学者们多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人”进行研究的。譬如，对“人”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如，西方对“人格”(personality)的研究自古就有，进入20世纪以后已有许多有关“人格”的有影响的学说和理论出现，当代的趋势主要是不追求一种普遍适用的人格学说，而是强调适合各种情况的多元化模式。总之，“人格论”或“人格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许多学校里都设有专门课程。

　　苏联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由于提出所谓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或“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学者们关于“人”的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阐述。这些论著有着浓厚的教条主义和配合政策的色彩，在苏联解体之后已大都无人提及。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日渐得到重视，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很多是结合俄国的现状进行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从1999年9月开始，联邦主义和公民社会研究所出版了一种哲学—政论文选《个性与社会》。它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人”。

　　对国外的有关研究，我们自然需要加强了解，但更重要的是开展我们自己的研究。

　　对我国史学界来说，也许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得还比较不够，尤其是缺少结合历史实际的对“人”的问题的理论探索。实际上，“人”的问题与历史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常，我们的历史研究都集中阐述过去的人和事，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自然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弄清楚历史深层次的种种问题，诸如弄清楚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复杂原因、重要历史人物命运多变背后的因果关系；弄清楚大国兴衰、王朝更迭、制度嬗变、人物沉浮、战争风云、革命浪潮、经济起飞、文化璀璨的发展规律，就不能只停留在阐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层面上，而是需要深入到理论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也就是“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

　　应该指出，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中，“人”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内容。这里的“人”不是指张三李四某个具体的人。这种对具体的人（历史人物）的研究自然很多，譬如拿破仑、彼得大帝、梁启超、林肯等等都是研究较多的人物。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然而，这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人”并不是一回事。我们要说的不是这种具体的人（历史人物），而是指总体的“人”，与“物”相对应的“人”，与“世界”、“社会”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人”。

　　那么，他是不是指通常在“历史认识论”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即历史学家）和认识对象的人（即历史中的人）呢？是不是研究有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呢？也不是。这里的人，不论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虽然不是具体的，是从理论层面上探讨的，但仍然局限在历史认识的范围内。因此，虽然有关“历史认识论”中人的研究不能说与我们所说的“人”的研究没有关系，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重要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是指什么呢？那是指总体的、最普遍层面的“人”。我们知道，依分类学的划分，人类属于哺乳动物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下的人科动物，是人科动物中的人属。人科成员与其他生物（动植物）有很大不同，即使与其相近的灵长类其他各科动物相比也有许多差别。人类有自己许多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在人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首先要区分的就是这种最大层面上的划分，把他与其他生物界区别开来。

　　其次，我们要强调的是，严格说来，只有人类才有历史。其他生物以及自然界也有发展变化，这是无疑的。但这种发展变化只是进化或者成长，与人类的历史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某种自然界的“历史”，如地中海、长白山的“历史”，但这实际上是指地中海和长白山的变化；如果说某种动物，如类人猿的“历史”则是说它的进化。具体到某一个动物，如某一只老虎的“历史”则是说他的成长。老虎甲和老虎乙在成长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遭遇，但大体上都是相似的，譬如觅食、交配、戏耍、被捕杀，等等。而这一代和上一代老虎之间的成长过程，大体上也是相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复的过程。至于这类动物的进化，那是十分漫长的进程，也说不上是“历史”。因而，只有人类才有真正的历史。这是因为人类是最高级的动物。他有意识，有记忆。可以说，人类神经系统的进化是他区别于灵长类其他各科动物的最显著的特征。人脑具有使用符号的能力，即对各种事物赋予含义的能力和记忆的能力。这种认知特征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诚然，19世纪时已有西方学者提出，所有有机体都有记忆的功能，至少较高级动物有记忆功能。然而，这种有机体的普遍的记忆功能指的是它们能保存从以前的经验得来的某些痕迹，而这些痕迹对它们以后的反应又有一定影响。但是，即使如此，它与人的记忆仍是不同的。人的记忆不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象或摹本，不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人的记忆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它不仅收集以往经验的零碎材料，而且把它们重新组合，并汇总到思想的一个焦点之中。人的记忆是一种符号的记忆，它不仅需要高度抽象，而且需要想象。这与动物或其他有机生命的记忆功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①。总之，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历史，并在历史的记忆和积累中不断完善自身。

　　再次，我们这里要研究的主要不是人类，而是个体的“人”。人的存在形式有三种，即类、群体和个体。类在这里指人类。这是一个总称，标志着人在物种上不同于，并且超越于其他动物，表明“人类”是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族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最大层面上与其他生物界区别开来的一个族类；实际上指的是在历史上存在和发展着的人类整体。

　　然而，人不可能单独地生活在社会中，他总是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个体的人总是结合在群体之内。这些群体如阶级、部族、部落、民族、国家、党派、社区、家庭、职业、行业、单位等等。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若干群体的成员，这要看他参与活动的领域的多少。

　　个体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接触到的个体的人。要注意的是，并非只有个体的人才是人的现实的存在形式，而是上述三种（类、群体和个体）都是人的现实存在形式。这三种形式不仅各有特性，而且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人的类特性、群体性（如阶级性、民族性、种族性、职业特性等）和个性是相互关联的。

　　一般说来，人的类特性、群体性和个性都是很需要和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有几点情况需要考虑。首先，在人类历史上很长时期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由于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由于革命和战争的不断发生及其影响的增长，对人的某些群体形式，如民族、国家、阶级的研究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有时甚至到了过分强调的不恰当的程度。这些问题今后自然还需要继续加强研究，但不能不指出，相对而言，对人的类特性和个性的研究要薄弱得多。因此，加强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应是情理之中的。

　　人的类特性，或者说类的概念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得到丰富的。18世纪以来，由于产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市场向全球的扩展，使人的类特性有了很大变化，也就是说，类概念的内涵有了新的成分。因为人类的世界性联系已日益突破中世纪的地域局限，这就丰富了人的类特性。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世界一体化成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类特性又有了变化，类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环境治理、人口膨胀、恐怖主义威胁等等）使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凸显了出来，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进行认真的研究。尽管如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这里主要谈的却是个体的人。这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国相对来说重视和研究得最少，而且因为它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可以说特别密切。这里的“个体的人”是个通称，他包含作为“个体的人”应有的本质、特征、方面、能力、问题，并不指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人的具体特征。如同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个物质的变化，必须对这一物质本身有足够的了解一样；我们要了解人创造的历史、了解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剧的话，也必须对“人”本身有足够的认识。这就是说，要对“人”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就要把他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对“人”与历史社会的发展、“人”在其中的作用和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这种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这是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人”的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跨学科的、交叉的、多维的研究。这里涉及许多学科，如生理学、人类学、古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生物学、伦理学、环境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历史学只是其中之一。这就增加了对“人”的研究的难度，从而也就很容易忽视它，或者避开它。

　　然而加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部世界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角，是历史的主人翁，同时也可能是历史的受害者，历史的淘汰者。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与人有关。历史舞台上演出的种种活剧，不管是悲壮的戏剧，还是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乃至可怕的惨剧，都是人的命运的体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人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人与周围的一切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这些与历史、社会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是什么关系？等等。以及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人？所有这些围绕“人”的问题，除了通常的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外，还要求我们从更高的、理论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人的问题，有必要对诸如人本身、人的存在、人的生成、人的本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等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加以探讨。这就需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应该看到，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都对人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细究起来，这些学科往往只集中探讨人的某个方面、某个领域，而不是从总体上把握人的整体，因而不能回答人是什么，以及有关人本身及其实质这样的哲学问题。

　　人与一般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人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主体。因而，不能把人只当作客体来研究。作为主体，人是有意识的。他的行为既需要依赖于客观的条件，又取决于自己的意志。人有自我活动、自我意识、自我创造的能力，而他的自我活动和自我创造又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且是与客观因素相结合的。总之，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而人的存在和活动又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很明显，主体、客体、自由、必然，这些都是哲学概念，也是哲学问题。因而，从哲学的角度对人的问题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在这种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人的问题的最全面、最科学的论述和最有效、最有启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