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传统哲学的逻辑演进表明，哲学与“世界观”在内在的意识范围始终是如影随形的关系，“世界观”从来没有离开哲学的根基，而哲学也从来没有离开内在意识的前提。哲学作为“知识的总体”是容纳所有关于“世界”解释的自足性系统，这样的“世界观”只能成为哲学规定的一个附证。马克思“新世界观”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作为具有现实规定和现实力量的世界观的存在方式真实地具备了“改变世界”的功能。新世界观立足于时代的重大“事件”走向，揭示时代的重大问题本质，展现时代的未来意义归属，提供超越现存世界的理想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关于时代“事件”的哲学思考方式，而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产生新世界观的客观前提。

　　关 键 词：世界观；内在意识；改变世界

　　作者简介：陆杰荣，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就马克思以前传统哲学的演进历史和内在逻辑的相互关联而言，哲学和世界观的内涵及其性质基本上是互为一体、甚至可以说是相互重合的。哲学通常都具有一般的“世界观”的属性，这一“世界观”的功能往往是通过哲学本体论的样式加以承载与实现的。隐匿于哲学本体论这一前提下的“世界观”的“世界”，本质上是概念的“世界”，概念世界的“本体”是预构性的，因而可以统领一切。然而，在哲学演进的历史与逻辑中我们也会看到，哲学的“世界观”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渐分化为与哲学相背离的、具有不同归属和不可通约的“世界观”类型。这一分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的背景，其实质原因在于哲学与“世界观”在历史的客观因素影响下必然显现为相互的各自差别。与哲学所把握的“世界”的“一般”不同，具有不同指向与性质的“世界观”所理解的“世界”总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特征，“世界观”对“世界”把握的途径可以通过历史或时间的生成加以显现。因此，是否可以从新的历史的理解视域，从新的生成的现实层面，从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维度进一步思考与辨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性质，进一步开启与理解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所提供的对“世界”现实把握的向度和意蕴，进一步确认与明晰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什么意义上“根本不再是哲学”，又在什么意义上“只是世界观”① 了。

　　一

　　哲学从其产生的最初起，就以本体论的方式内在地隐含地承担着“世界观”的使命和任务，这是因为，哲学作为追问智慧的反思方式不仅体现为一种超然的沉思活动，而且更主要地体现为，哲学致力于通过沉思活动本身力图将对“世界”对象性规定的把握凝固成或积淀为某种“智慧的结晶”，这一“智慧的结晶”就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得出对“世界”的“一般”性质的理解。只有如此，哲学才能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肩负起“世界观”的重任。这就意味着最早产生的哲学与“世界观”是合一的，“世界观”的本质是哲学本性所规定的。哲学的这一宿命在早期古希腊哲学那里，就得到了示范性与经典性的阐发。

　　早期古希腊哲学家通过理智的想象去观察世界，“并设置一个凭借独立的人类思想，即逻各斯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观念世界，以代替神话的世界，可以自称按一种自然的方式去解释实在。”② 他们是通过本原世界的建立以解释自然界的实在，力求揭示这一实在背后的“logos”（逻各斯），这说明哲学不仅要对“实在”加以解释，而且要通过对逻各斯观念世界的构建来确立一个在哲学意义上被解释的“世界”。从西方哲学发展的环节分析，柏拉图哲学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对其后西方哲学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范本”。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对“世界”的理解就是对表象—超感性存在这一双重化的“世界”规定的揭示，柏拉图哲学确立的理解世界的“范本”也就提供了对世界解释的基本图式，这一“范本”从根基上说是在意识自身确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从其开始就内在地担负着“世界观”的功能，就先在或天然地具有“世界观”的规定。这里的“世界观”是指哲学意义上关于“世界”“一般”的本体论，即将世界看做是“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状态”的不动实体。因此，“‘世界观哲学’一词仅意味着有关对‘人’类而言保持恒定不变，但相互之间又变换不断的所有‘世界观’的哲学”。③ 在这里，可以说“哲学”所解释的“世界”是恒定不变的，变换不断的只是关于“世界”的现象，哲学的“世界”是经过“提纯”的、“净化”的世界。因此从一般性的规定上看，最早的哲学形态常将哲学与“世界观”看做是互为一体的，其性质与内蕴是相互确证的。

　　从哲学的演进逻辑和范式转换的角度考察，哲学与“世界观”尽管从切近规定方面具有共通性的特征，特别是在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但从阶段性的划分和与不同时代的精神相关联角度看，也必然会发现哲学与“世界观”的联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其相互分离的趋向。限定在意识自身内部“恒定不变”的哲学与在意识之外的“变幻不定”的世界（现实）必然产生出巨大的反差，受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活动、精神迁移、文化价值的翻转以及知识类型与性质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客观上必然引发哲学的“世界观”功能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观”世界的方式，产生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世界观”。这进一步印证了哲学与“世界观”的合一绝不是天衣无缝的铁板一块，这种合一在历史的差别中存在着现实分离的可能。消除分歧，构建“世界”的“同一”是哲学样式的基本取向，而“世界观”理解“世界”时所产生的诸多差异则力图说明：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世界观”都在拆解着哲学的“同一”，“世界观”的“这些分歧乃是由对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不同的看法而引起的”，④ 这些分歧印证了哲学尽管在其产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内在地包含着“世界观”的功能，监守着“世界观”的职责，但是对“世界”的历史性理解必然促使或激发“世界观”对哲学的内在反叛。从现实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哲学家总是按照时代的特征与自我对“世界”理解的深度来建筑着精神层面上的“观”世界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观”的方式（观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理解的结果（哲学）。哲学曾以包容“世界观”的形式凌驾于“世界观”之上，而现在却以受制于“世界观”现实性与历史性的方式使自身陷入困境之中，这表明在内在意识之中哲学所信守的那种不变的“世界观”性质在面对意识之外的世界变化的现实境遇中必然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尖锐挑战。

　　从哲学发展的实际进程分析，哲学的“世界观”规定主要历经了这样几个发展环节。哲学的“世界观”最早体现的形式是自然观或宇宙观与“世界观”的同一。在这一理解“世界”的反思视域中，“自然”的自在性质被纳入到了哲学层面“世界观”的把握之中，这种笼统地把握自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进一步的抽象之中，将对“自然”的理解生发为对“存在”本身的概念诠释，这就将在自然观的视域里所把握的“世界”转化为概念的“世界”。与之相一致的是将“世界观”同哲学本体论的把握对象相合一，进而产生了对“世界”理解的哲学本体论思考方式。在这一类型的“世界观”图景中，世界的概念即“本体”成为至上的对象，“本体”就是“世界”的本质，“本体”是“存在的存在”，对“本体”的诠释就构成了对“世界”认识的基本内容。与哲学“本体论”相契合的“世界观”所“观”的“世界”已经是某种永恒、不动的世界范式，而这样的“世界”在哲学家看来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不变的。

　　与本体论的“世界观”所理解的“世界”不同，近代哲学对“世界”把握方式的侧重点有了变化。近代哲学家所看到的“世界”是建立在主体性的“我思”基础上，“我思”的提出与确立意味着“世界”与“思维”的相互对峙。思维把握的“世界”这一事实也隐含地表明，“世界”不是与人无关，而是人所建立的“世界”，尽管这一凭借“思维”的自明性而建立的“世界”有其客观性规定的方面。这一变化的深层蕴涵在于揭示，“世界观”图景的构建取决于“观”世界的角度和方式，“观”的方式不同成为建构关于“世界”知识体系的不同渠道。这表明近代哲学的转向体现为由哲学本体论所承载的“世界观”转变为由知识论所承载的“世界观”，这也表明古典意义上本体论的永恒不变的“世界观”已经被近代意义的知识论的“世界观”所取代。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承认“世界观”的不变性特征，而二者的区别则在于，前者理解的不变“世界”是“实体”，后者看到的不变“世界”是“规律”。近代的“世界观”图景是通过知识论的主体能力“透视”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观”世界的近代方式中，相对“人类理智来说，在所有可能的知识对象中，关于自我心灵和上帝的知识的论证才是最确定、最明显的。”⑤ 正因为如此，只有主体开始“信任自己的那种作为思维的思维”，现实世界才“成为值得精神萦注的对象。”⑥ 在近代知识论框架内所建立的“知识”世界，与古典的“本体”世界相比，其基本规定是确立了主体性的至上地位，坚持了思维的明证性原则，确认了自我的中心地位，论证了知识的理性原则，探讨了知识验证的途径和方式。近代知识论的“世界观”以“自我”为重心来观察“世界”，使得“世界”打上了“自我”的烙印，虽然这里的“自我”仍然有着抽象的“普遍”的性质。进一步说，近代知识论的“世界观”既然要探讨构成通向“世界”的知识渠道，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知识的途径和知识的性质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必须要涉及对“经验”的理解，就必须要接纳“感性”的因素，就必须要说明知识的“增长”的根据，对这些因素的深入理解就自然使得原本的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世界观”趋向于瓦解。但如果从总体上加以判断的话，近代知识论的“世界观”仍然保持着以往哲学那种近似于狂妄的自信，仍然坚信在知识论前提下建立的“世界观”图景具有永恒的特征。这是因为，近代知识论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哲学内在意识的信念，在这一“世界观”的视域中所理解的知识乃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可以说，近代知识论的“世界观”使得哲学与“世界观”问题本身有了某些差别式的“松动”，但是由于在近代知识论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关于“知识的神话”至上化的倾向，使得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揭示。

　　对哲学与“世界观”二者关系的深层反思，进而将哲学与“世界观”相互加以辨别，在哲学史上比较早提出对“世界观”规定注入新的内涵，以有别于以往哲学的理论努力起步于康德。事实上，就哲学的发展过程而言，是康德最早使用了“世界观”的概念。在康德看来，“本体是单纯现象的基础，质言之，是我们直观到的世界（世界观）的基础。”⑦ 海德格尔在评价康德的这一贡献时认为，康德用“世界观”来指感性世界，指人们对世界的直观，即深刻的思考置放于感官的那个世界，这一观点对理解当代的“世界观”极为重要。迦达默尔也以相同的方式认可了这一看法。从对康德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到，康德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哲学同“世界观”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古典的世界观—哲学的诸种类型都力图将哲学的普遍本质同“世界观”的规定视为无差别的同一，因而都表现为独断论的、绝对的性质，都体现为对理性本身的绝对崇拜。

　　在康德看来，以往哲学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图景只能是“普遍的本体”，根本称不上是“世界观”，因为前者依赖的是抽象的绝对理性，与人的现实的把握对象能力无关。这种独断的绝对的理性只能形成“现象”或“现相”的“幻相”。“世界观”从原初的蕴涵来说，不是指关于世界普遍规定的解释，也不是指关于世界总体的真理总和，而是从主体不同层级的先验能力出发对“对象”的思考和把握。与近代知识论的“世界观”关于主体和对象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康德从先验的理性能力批判入手，着重阐释了“世界观”所确立的过程乃是“对象”符合主体，主体借助于直观形式与先验范畴整理“对象”的过程。在康德看来，既然人的先验理性能力中具有直观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人在把握“本体”的时候总要形成自己的知觉和印象；既然人只能通过自己所具有的感性直观形式来认识某种“对象”规定，这也就意味着人的认识能力本身从实质上来说是有限的；既然人的认识只能在先验逻辑中通过先天的范畴来理解“对象”，那么必然在先验辩证论的展开当中有着其限度，这还意味着人所理解的“世界”不是绝对的、永恒的、确定的。依据上述理解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康德所理解的“世界观”是与以往哲学（形而上学）的某种“断裂”，康德对先验理性能力的反思和批判印证了康德的“世界观”内涵，在他那里，“世界观”的“世界”不是“预成”性的、“先定”性的，而是“有限”的、“构成”的。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路理解康德哲学，才能在把握康德哲学的“世界观”所内在追问的“人是什么”⑧ 的问题实质时，能够通透性地理解康德说的“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这些问题展开之中所提供的不同的“世界观”图景，康德将“世界观”图景建构的条件相对化与多样化了。康德在对理性本身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形而上学存在根据的新的论证，指出“世界”的形成作为“观”的结果乃是主体与对象相互作用构成，尽管康德对“世界”构成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理论自身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离开近代哲学所创构的“知识论”这一主旨，但其提出的关于“世界观”的“构成性”的观点所蕴涵的突破性理解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这一意义所拓展的新的可能性在其后费希特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由此构成了对“世界观”当代理解的更为基础性的支撑。

　　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坚决吸纳了康德关于“世界观”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其具体表现在，费希特对“世界观”的理解是以自我为前提、为目的、为归宿的。“自我”实体性规定是通过“自我”的行动本身在对象化的结果之中显现出来。这就意味着“自我”的行动结果是为了实现“自我”和“非我”的统一。对费希特而言，没有行动的“自我”就无法确立“世界观”的图景，这表明“世界观”有“自我”行动的因素参与；而“世界观”只有在注入“自我”价值和付诸行动之中才有真实的性质。

　　费希特所说的“自我”在黑格尔哲学中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性证明。黑格尔对“世界观”的说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性体现在，他将“历史性”因素引入到对“世界观”的理解之中。“只有通过在历史长河中的辩证运动，绝对精神才能实现具有末世论意义的自我认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精神会具体化为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因此，世界会表现为不同的存在方式。”⑨ 黑格尔所提出的绝对精神必然通过在对象化的外部世界中展示自身，所谓“世界观”就是对绝对精神展现为外部世界的规定这一过程的理解。“真正的哲学作为‘理性事物的论证’，恰恰因为这一点也是对‘当下的和现实的事物’的把握。”⑩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指出，哲学的内在逻辑进程中必然包含着“历史”，历史性理解的实质就在于真实的把握“当今”和“现实”的规定。虽然黑格尔在总的趋向上将“历史”过程视为某种理论逻辑的外显环节，但他对“历史的”因素的极度重视开启了理解“世界观”的新的视角。就其实质来说，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和“现实”达到了“和解”，作为对历史性规定的“现实”的理解也就是对“世界观”的“世界”的理解，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对“世界观”理解的“历史”性因素本质上体现了绝对精神，这就使得黑格尔将“世界观”再次归属于古典意义上的哲学，成为哲学本身的一种附庸，这样黑格尔的“历史”性规定就已脱离了现实的基础，“世界观”所提供的不同图景成为精神发展的不同规定的体现，在康德那里，“世界观”一度曾偏离了哲学的前提，但从根本上并没有离开内在意识的基础，而在黑格尔的逻辑中，历史主义的分析范式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又回到实体—本体的逻辑精神前提，哲学又一次失去了走向现实世界道路的机会，成为只是用“概念”来改造或反对另一种“概念”哲学意义上的普遍解释。

　　概述古典哲学的逻辑展开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在内在的意识范围始终是如影随形的关系，“世界观”从来没有离开哲学的根基，而哲学也从来没有离开内在意识的前提，尽管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在某些局部的环节上对若干问题的说明有所松动。哲学与“世界观”两者内在所体现的自然观、本体论以及知识论诸种类型的本质在于论证哲学所具有的普遍诠释和逻辑论证的有效性，在于阐释哲学对于经验世界和现象世界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操纵和制约功能，在于表明哲学作为“知识的总体”是容纳所有关于“世界”解释的自足性系统，这样的“世界观”只能成为哲学规定的一个附证。随着哲学历史与逻辑的演进，影响对“世界观”理解的因素显现为逐渐多元化与重心下移化的趋向，诸如康德将人视为“世界观”确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费希特将“行动”本身看做是自我的内在规定，黑格尔将“历史性”原则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尺度等等，但从总的倾向上和根本主旨来说，哲学没有从根基上完成与“世界观”的分离，哲学仍然在以同一的方式解释着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仍然停留在意识的自身范围之内，仍然未能超出内在意识的本身，而从这一限定的精神视域出发就可以推断，没有哲学也就没有“世界”，既然哲学是能够普遍解释“世界”的公式，那么哲学的“世界观”始终被置困于哲学抽象性意识的规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