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信砚（1961—），男，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李侦（1984—），男，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起，李达就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从在《现代社会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唯物史观到在《社会学大纲》中用“实践的唯物论”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在《社会学大纲》中，他建构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这一体系是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话语中的初始开显，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关键词：李达；《社会学大纲》；“实践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10&ZD062）；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实践唯物主义”是用来标示马克思所创立的新世界观、新哲学观的一个概括性范畴。然而，对这一范畴及其背后深蕴的理论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身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各自不断深入的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才逐步实现的。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相较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和语言、文化的相对隔阂以及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要想领会和体悟“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理论内蕴，其难度之大不是身处“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学界已经取得一定共识之时代的我们可以随意遐想的。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的李达，早在其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1］——《社会学大纲》中就运用中国话语叙说了“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话语中的初始开显。它代表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准而独到的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也为我们今天检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

　　为什么是李达首次在中国话语中用“实践的唯物论”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譬如李大钊、陈独秀抑或是瞿秋白、艾思奇？进而言之，为什么李达是在《社会学大纲》而不是在他其他的理论著作譬如《现代社会学》《社会之基础知识》抑或是《经济学大纲》等著作中做出这一表述的？不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就无法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艰辛历程，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的“化”的过程，从而也就无法观念地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路径，无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初始开显。

　　要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就必须对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做一番探究。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苦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未得，转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引入中国，一开始就不是“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而是要“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2］，以便“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3］。它被先进的知识分子寄予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命运、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厚望。这种厚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被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种情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最贴合当时中国实际需要的内容最先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和最先在中国得到传播。这些内容就是唯物史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是通过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考察中国社会情状、思索中国革命问题和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