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春玲(1975- )，女，龙岩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福建 龙岩 364000）。

　　内容提要：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当时，官僚主义是群众观形成和践行的大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著作，体现了人民群众至上的群众观思想。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的研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群众观的形成与践行，与其对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的批判、清算密切相关。反对官僚主义，成为毛泽东群众观的重要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把群众观作为思想利器，必须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必须树立践行群众观的先进典型。

　　关 键 词：毛泽东群众观；中央苏区时期；官僚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与践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XDJ003)、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党的群众路线在闽西苏区孕育产生的历史考察及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4B239)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对“群众”有过不同的称谓，如“民众”“人民”“人民群众”。无论使用何种称谓，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一生中都始终把“群众”与革命和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群众观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民群众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说，毛泽东的群众观在理论上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观，在革命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于毛泽东对群众工作的探索和坚持。纵观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群众观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完善和传承的不同阶段。

　　从1929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中国农村落后的环境下，其民主政府的工作作风也难免会遇到官僚主义的侵蚀。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其严重后果是“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1](P49-51)。尽管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多样，但毛泽东总结苏区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在工作中的主要表现是：“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2](P124-125)毛泽东在调查中敏锐认识到官僚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文章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正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其群众观的基本内容。因此，本文拟以《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所收藏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为主要文本，以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为视角，探寻毛泽东群众观形成与践行的历史印迹。

　　一、群众观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利器

　　人民群众至上的观点是毛泽东群众观总的根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运用和贯彻群众观，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础和保证。也正是如此，群众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灵魂。而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与群众观倡导的人民群众至上的科学精神是完全背离的。但凡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就有可能产生官僚主义，正如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3](P418)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党和政府工作中也发现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

　　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损害了革命和群众的利益，成为局部执政的苏维埃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是深恶痛绝的，从中央苏区时期就开始了对官僚主义尖锐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在1930年10月《兴国调查》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作为首条“政府人员的弊病”进行批评，指出：“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在日常工作中表现为：“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喜欢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4](P245)1933年11月毛泽东进行了长岗乡和才溪乡调查，在《长岗乡调查》中指出，乡苏和市苏(即乡苏维埃和市镇苏维埃)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基层单位，实际执行了一切苏维埃工作，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实际工作中有不少人对于该如何进行他们的工作却并不了解。如果对乡苏、市苏工作不了解，又怎么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毛泽东对一些苏维埃领导层工作人员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却只知道发号施令的情形作出了严厉批评：“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4](P286)总之，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2](P124)值得欣慰的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得到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肯定和支持。才溪乡调查结束后，由毛泽东、项英和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决议对苏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对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刻剖析。在批判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同时，毛泽东强调：“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2](P125)在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时期，要解决提出的革命任务、计划，就必须“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4](P286)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及结合其他苏区政府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乡苏怎样工作？》。文章指出苏维埃的工作方向是“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5](P343)这“三个最”体现了改善乡苏工作方向是“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因为“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P136)

　　面对官僚主义对苏维埃工作造成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也对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及时的批评，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和措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践行群众观。1930年4月10日，在《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工农兵运动与“五一”示威准备工作》中肯定了苏维埃政府“群众化”工作的主要意义是：“苏维埃真正从群众中产生出来，实际为群众利益而努力”；提出防止官僚化危险的方法：“主要是靠群众的监督，使苏维埃能够反映群众进步的意识与生活。”[6](P236)对如何纠正官僚主义，《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决议也提出了十四条具体措施，提出了“群众化、实际化”的工作作风要求：“每一个政治鼓动，必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每一个决定，要合于实际能实行，反对一切空泛不具体的决定，及毫无准备和照例开会。”[1](P49-51)

　　这一系列的观点说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中其群众观也基本形成，并把践行群众观融入党的群众工作中，作为区别于官僚主义的苏维埃工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