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贵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政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 100029

　　内容提要：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理论不同，后现代性政治理论尤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在空间主导与政治化的大平台上，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理论，完成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首度发掘；以此为基础，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实现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再度升华。两者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空间政治理论的核心图景。

　　关 键 词：空间转向；空间主导；空间政治化；后现代性

　　标题注释：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转向的意识形态价值研究”(项目号：BYBMKSZY02)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实践特性及效果应用研究”(项目号：14BKS033)的阶段性成果。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理论的主题几乎被现代性主导，而现代性的核心属性之一就是时间性，时间的根本性在于社会预想和社会建构。从米德在《现在的哲学》中第一次表达出时间是社会理论的主题开始，一个多世纪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在倡导一种时间主宰的思想：“各种社会理论一般都在各自的论述中赋予时间以优先于空间的特权。”[1](P256-257)强化时间性和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成为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取向，其核心主题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整体性与统一性的思考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这种发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模式，经过马克斯·韦伯的创新性发展，最终演变成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传统，其所标注的时间—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成为当时社会理论的主导潮流。这种社会理论主题的长期主导，事实上压制了空间的社会政治地位，于是空间只能作为社会生产的参与因素而存在，很难上升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结果空间作为牺牲品被长期搁置甚至湮没。“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在批判社会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一种去空间化的历史决定论的跃然升起，它十分成功地对空间进行了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将空间当作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这样，即使是解放的空间实践的可能性也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2](P63)

　　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历史决定论的相应沉寂，时间主导也逐渐让位于空间转向，一个新的空间主导的时代开始确立。福柯的总结可谓切中要害：“如果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3](P392)

　　一、空间转向与主导：开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基本主题

　　“英国在沉没，但伦敦还浮着。”这就是当代典型的世界城市理论的响亮口号，其所浓缩的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力的一种“去国家化”或“超国家化”的世界城市的诞生，它们堪称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其背后的主导思想正是当代空间政治理论。这样的空间政治理论并非凭空而生，其形成背后有着系统严密的逻辑支撑和演变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结论是：伴随空间对时间优越性的逐渐确立，最终取代时间成为新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