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串串、变脸、茶馆……每每看到这些，一种闲适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继而让人联想起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城市、一个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人间仙境——成都。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十大古都”之一，历史绵长、地域文化浓厚、都市生活悠闲舒适。随着近来年中国世界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日益发展。由于“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和“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地位的凸显，成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始向着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迈进。在这种现实下，编纂一部集学术性和趣味性为一体、融可读性和典雅性为一身、雅俗共赏的介绍成都历史的书籍，尤为重要，不仅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成都作为西部文创中心的地位，也有助于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成都，推动以成都为代表的“天府文化”的传播，提升成都的国际影响力。正是在这种发展形势和社会需要中，《成都简史》得以付梓；这部书的推出，可谓应时而作、应运而生。概言之，该书有如下重要特点：

　　首先，“大历史、长时段”的研究视野。“通史”的意识向来是传统史家所提倡的史学追求。早在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崇高抱负，这种史学精神为后世许多史家所推崇。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学术体系与制度的引入，尤其是现代学术分科治学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史学的发展，研究对象日益细化，引发学术界对史学“碎片化”的警惕与反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整体史、呼吁研究者要具有整体意识、胸怀大历史。《成都简史》在编纂中即是本着大历史的整体视野、长时段的通史意识、大格局的全球眼光书写的。首先，该书将成都视为一个历史的变动的空间场域，把受成都影响的城市周边区域也纳入考察，关注到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各个方面；其次，作品将成都数千年的发展史进行艺术性的勾勒，使人们于时间的纵深中体会到成都的兴衰沉浮、发展变迁；最后，著作中的许多章节的起始都对世界发展作了相应交代，将成都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中考察，不仅使得成都发展的特点与个性得以彰显，也体现出比较宏阔的视野和眼光。

　　其次，文字优美、文笔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除强调“通史”意识外，古人在史书编写中尤为留意“史笔”，对文采有很高的要求。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对撰述语言的要求被视为“史才”，并作为“史学三长”成为衡量史家的重要标准之一。不唯古代中国，对历史撰述文采的重视，在西方史学界也很常见。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当今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都能看到对书写语言和文采的强调。反观该书，流畅的语言、隽永的笔法、悠长的意蕴，使得书籍具有较高文采；此外，为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保证受众读得通、读得懂，书籍不仅穿插了大量的历史图片，还在修改过程中邀请许多非专业人士甚至海外留学生阅读书稿、提出修改建议，增加了书籍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利于书籍流传更为广远、接受读者更加广泛，从而扩大书籍的受众面、增加书籍的社会效应。

　　最后，资料丰富、布局写作合理、具有深厚的学术涵养和历史底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左传·昭公八年》）史学书籍的编纂只有本之于事实、立足于史料，所论才不致流于空泛、所言才足以信人，言而有据、持之有故，文章才有生命力。不同于很多的市井作品，《成都简史》由学界的知名专家领衔主编，历史专业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编写，一些参与学者对成都笔耕有年、甚至大半生都围绕成都专研，参与机构涵盖了四川大学、成都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成都市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利用的资料包括方志、报纸、笔记、文集、史料汇编、考古和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著作的编写立足于大量资料和相关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保证了书籍的学术性与可信性。另外，书籍以时间为经、专题为纬；编写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把握成都重要历史时期、关键节点和重要人物；并非传统史学研究的考证索隐，也并非学术论文的议论铺陈，而是以叙述的手法将人物和事件的生动书写置于成都千年历史长河中，帮助读者探寻成都的发展变迁特点和历史轨迹，引导人们领略开放包容与悠闲巴适的成都生活、多姿多彩和绚丽灿烂的天府文化。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成都历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