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山多石头多，为刻碑记事提供了优越条件。举凡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修建工程以及与民众关系密切的官府文告、乡规民约等等，多以“刻碑勒石”的方式公之于众、传诸后世，以求“永垂不朽”“万古流芳”。贵州摩崖石刻，堪称“石质文献”，内容相当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官府文告、乡规民约、修建碑记、历史事件、题诗抒怀、疆域地界等六大类，其中尤以乡规民约最具特色。但由于年代久远，日晒雨淋，风化严重。而且，大多星散荒山野岭，保护难度很大，更应加倍重视。

　　对于山泉水井的保护利用，除了确保清洁卫生外，还有这样的规定：“妇人背水，随到随背”，实行“妇女优先”的公序良俗。农村妇女，对水井情有独钟。从前，天柱县三门塘妇女建有自己的组织，称“观音会”，经常开展一些公益活动。许多山泉水井是妇女们修建的。镌刻于宣统年间的《修井碑记》称：“此地有涛泉一湍，水由地中行，先人因以汲水资生者，迄今十有余世矣。在道光年间，路属泥途，步履维艰。余三公永佑，独捐石板，修成坦荡，唯于井尚未兴修，仍然狭隘。每逢夏涸，欲立以待。因语我族妇女，慷慨捐资，裂石新修，方成井样，则向之源源而来者，不亦混混而出，盈科而进，放于四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吾村之大幸哉！”从保存下来的修井碑记，不仅可以得知妇女们的乐善好施行为，还可窥见三门塘村以侗族为主体的侗、苗、汉等各族人民之间的婚姻关系，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任何民族，对于一切偷盗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黔南、黔东南、黔西南等民族地区，对于保护公私财产、维护社会治安，历来极为严肃。侗族聚居的黎平县纪堂寨《款禁碑》规定：“内攘家室、资财、货物，外盗田园、鱼谷、蔬果并杉、茶、竹笋、古树、山林，分别罚钱十二千文。”布依族聚居的兴义、兴仁、安龙一带，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催生无业游民，盗贼十分猖獗，故有的村寨制订出“拿获盗贼，捆绑游寨，立即打死”的严酷乡规民约。

　　关于婚恋习俗的乡规民约碑，内容分外精彩，是研究贵州古代少数民族婚恋习俗的珍贵资料。此类碑刻，大多刻于清代中晚期。锦屏四里塘村《婚规碑》规定：“男女订婚，必由两家情愿，不得执以姑舅子女必应成婚，及藉甥女许嫁，必由舅氏受财，于中阻挠兹事。凡姑亲舅霸、舅吃财礼、掯阻婚姻一切陋俗，从今永远革除。”雷山干南桥苗族《婚嫁财礼碑》规定：所有婚嫁自由，不得强迫子女成婚；财礼不得多取，富者一十五元八角，贫者一十二元八角。倘有不遵，“天诛地灭，永不发达。”在广大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诅咒比罚款更有效。

　　汉族地区的乡规民约碑，有的颇具文采。黔北《放生碑》曰：“太上有云，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盖物与人同。物之有雌有雄，犹人之有夫有妇；物之有母有雏，犹人之有父有子……天地有生物之机，圣贤有好生之德，故解网更祝颂恩惠于成汤；君赐畜牲重物命于孔圣；鳄鱼为害，韩愈曾祭以安民；渴鲋求生，庄周曾悲而决水；他如黄雀被伤杨室救而获报；蝼蚁遇困宋郊救而成名。”谆谆告诫民众，务必保护环境，高度珍惜生命。

　　“乾嘉起义”“咸同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采取一些节制官员的行政措施。根据官府告示镌刻的石碑称：黔地初平，元气未复，休养生息为善后第一要务。地方官因公下乡，“概不准擅役民夫。差役奉票下乡路过之处，不准需索小钱，并不准派夫迎送。应到之家，只准一宿两餐。”官府“所需茶油、牛烛、柴炭、肉菜、原木、器具等项，概照市价平买，其民间一切供应陋规，尽行革除。倘有一毫勒派，即遭鬼神诛殛！”官府告示，也学民间，以诅咒威吓。

　　贵州碑刻，数以万计，但志书少有记载。大多镌刻汉字，真草隶篆兼备，具有书法价值。民族地区碑刻，更有镌刻彝、水、苗、满等民族文字者。彝文碑刻，除记录修建工程或死者生平外，还刻彝族“家支”的迁徙历史、文治武功、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等等，是非常完整的彝族历史文献。

　　摩崖石刻是个大宝库，乡规民约最为丰富，建议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上，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将专业学习与田野工作、学术研究、保护抢救、编辑出版相结合，深入细致调查摩崖石刻，切实做好“石质文献”保护工作。

　　笔者从多年文物工作中感悟到，不少基层文物工作者，对摩崖石刻有些忽视，因为，要么看不清楚，要么读不明白。摩崖石刻涉及多方面的知识，除了文言词语较为难懂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官吏制度、军事制度、科举制度、田赋制度、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历史事件、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需要具有相关知识，才能理解。惟其如此，笔者认为，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现场教学，相互磋商，在实践中培训基层文物工作者，从而提高他们的历史知识、拓片技能，可收一举多得之效。条件成熟时，可举办摩崖石刻拓片展览，进而建立摩崖石刻博物馆，编辑出版贵州摩崖石刻资料汇编，传诸后世，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