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课程是为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促进幼儿身心发展的手段、内容、经验、活动的综合。自清末以来，中国幼儿园课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中国幼儿园课程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展望幼儿园课程发展的未来方向。

　　一、 中国幼儿园课程发展的基本历程

　　自1903年中国第一所官办幼儿教育机构开办以来，中国幼儿园课程随时势而变迁更迭，依社会背景而发展革新，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变革。

　　（一）清末民初的效法日美（1903—1918年）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学前教育的起步和确立时期，1903年湖北开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学前教育机构——湖北武昌幼稚园。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首次确定了学前教育制度，并专门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对蒙养院的保育教导要旨、条目、设备等方面作了规定，其内容几乎是1899年日本《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全盘照录。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我国学前教育开始从仿照日本转变为效法欧美，教育部于1915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课程内容为“游戏、唱歌、谈话、手艺”；课程方法需“与其身心发达之度相符”。总之，这一时期的幼儿园课程多有取法日本和欧美之处，在幼稚园课程中增加了福氏的“恩物”、游戏与手技及“蒙台梭利的教育法”。

　　（二）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本土化探索（1919—1948年）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教育家针对当时我国幼儿园课程外国化、宗教化及非科学化的弊端，开始尝试推动中国幼儿园课程本土化和科学化的自主探索。1932年教育部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标准》，强调儿童本位主义，课程内容力图突破以前按学科分类的课程形式，体现了以活动为中心的“活教育”思想。课程方法则体现了教师主导与儿童主体相统一的原则，体现了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多种活动方式很好地协调了纪律、自由与儿童兴趣的关系。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以俄为师（1949—1965）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1952年，教育部制定《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以下简称老《规程》）按照体、智、德、美四个方面规定了教养目标，确立幼儿园教养活动项目包括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和计算六个方面，在1956年教育部《关于幼儿园幼儿的作息制度和各项活动的规定》中提出“教育教学工作是通过游戏、作业及其它户外活动来进行”。这一时期展开的对以陶行知和陈鹤琴为代表的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批判，导致了对“活教育”思想及单元课程的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中国在吸纳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分科教学模式。

　　（四）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反思完善（1979—2000）

　　1966-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幼儿园课程质量严重下滑。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幼儿园课程新一轮改革。1979年9月，全国托幼工作会议提出“努力提高保教质量，开展有教育意义的游戏……克服婴幼儿教育小学化和成人化”等要求。1981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纲要》将老《规程》中的“作业”、“教学”、“教养员”分别改为“上课”、“教育”和“幼儿教师”，确立教育内容分为“生活卫生习惯、体育活动、思想品德、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等八个方面”，教学手段是“通过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和日常生活等各种活动完成的”，标志着中国本土化、系统、完整的分科教学体系的确立。1989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以下简称旧《规程》）不再使用以往“上课”、“科（目）”等词语，而引入“教育活动”这一新概念，提出幼儿园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中”，开始打破单一分科教学模式，推动了全国各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综合性的课程改革探索。

　　（五）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实践（2001年至今）

　　随着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在课程内容上打破了传统分科的做法，按照健康、语言、科学、社会和艺术五大领域进行划分，并提出以游戏为基本活动。2006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以园为本教研制度建设”项目方案，促进了园本课程的研究，课程实践样态日益多样化。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带来了课改新契机，它以儿童良好发展为导向提出不同年龄儿童在五大领域的学习和发展目标以及相应的教育建议，促进科学保育教育的实施；2016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提出“德、智、体、美等方面的教育应当互相渗透，有机结合”，首次将德育放于首位提出，并进一步确立了“幼儿园要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伴随着“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宣传月”等活动的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地全国性幼儿园课程改革逐步展开，课程模式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二、 新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前景展望

　　未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应找出课程历史与当前现实的连接点，思考如何在继承我国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和发展。

　　（一）文化根基：立足“传统文化”的国际参照与本土探索的融合

　　综观中国学前教育课程改革和发展的百年历程，在学习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过程中，由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外国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盲目崇拜，致使我们在具体的课程实践中陷入“全盘照搬”或“全盘否定”的历史怪圈，并没有实现对西方课程模式的“本土化”改造和转化。幼儿园课程改革要扎根中国大地，审慎学习国外先进教育思想，不断理解、比较和评估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课改的意义，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丰厚遗产，使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在“国际化参照”和“本土化探索”的融合中实现超越和发展。

　　（二）价值取向：立足“立德树人”的社会本位与个人“全面发展”本位的兼容

　　从活动课程到直接教学再到当下“课程游戏化”运动在全国的推进，体现了我国幼儿园课程发展是在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不断摇摆的过程。十九大中报告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幼儿园课程改革不应只满足于“社会本位”的单维化取向而脱离儿童个性需求谈教育，同时教育的“以人为本”也不能否定教育应有的工具理性取向而脱离社会需求谈儿童的自由发展，应由“非此即彼”转变为“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儿童经验与知识逻辑、儿童主体与教师主导以及过程导向与目标导向之间进行平衡，真正实现“快乐地学”与“有效地教”的结合，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三）路径选择：立足“改革实效”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

　　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更多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式改革，很少研究幼儿园课程政策是如何落实到实践中去。课程改革应在政府推动、理论驱动的“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基础上，实现与群众带动、实践促动的“自下而上”的课程革新的双向互动。首先，政策设计与理论研究要多关注实际情境中的问题与需要，以促使政策顺利执行落地、理论合理指导实践；其次，课程改革不应是制定改革方案加以实施的线性过程。作为改革共同体的教师、园长都应更多地参与到课程改革的讨论中来，群策群力，不断调整和适应改革的需要，实现“要我改”和“我要改”的转变和融合，促进政策、理论和实践三者之间的交互。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0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幼儿游戏权在城市家庭中的保障现状研究”（项目号：GYI2020010）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