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卿石松，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241；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  卿石松，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讲师，经济学博士；曾湘泉，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2008届大学生就业调查数据考察本科毕业生起薪的专业差异，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专业对教育回报作用在不同收入层次上的差异。OLS回归的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回报在专业之间存在差距，工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毕业生具有较高的起薪；与“211”大学毕业生相比，一般大学毕业生教育回报的专业差异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专业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分位上更为突出。专业选择对毕业生收入和劳动市场人才供需结构都具有重要影响，调整专业模式和完善“转专业”制度有利于缓解专业结构性矛盾和提升毕业生起薪水平。

　　关 键 词：教育回报 起薪 专业 就业能力    

　　毋庸置疑，高等教育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但在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教育回报存在差异，而差异的来源包括大学生专业选择的差异、学校质量的差异和在校学习成绩的差异。[1]其中，针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德国等国教育回报问题的大量研究发现，专业对大学毕业生起薪具有重要影响。[2-7]具体来说，工程(engineering)、商业(business)和自然科学(science)的专业具有较高的教育回报，而人文艺术类专业的教育回报较低。就像詹姆士(E. James)等人指出的那样，“尽管把孩子送入哈佛大学是一笔不错的投资，但如果把他送入当地的高校学习工程，提高他的数学计算能力，让他获得更高的学分绩点，可能是更好的个人投资决策”[8]。

　　学科和专业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中有着突出重要的地位。专业是一种人才培养的建制，招生和培养基本都是按学科和专业组织、管理的。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建立在公共基础之上的“专业”教育。学科和专业制度为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由于专业设置和管理的计划色彩[9]，专业结构无法适应社会需求[10]，人才重复培养[11]和专业结构性矛盾问题突出。一是部分专业供大于求而导致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例如2008届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就业难度最大的10个专业的未就业学生占未就业学生总量的36％左右[12]；二是部分毕业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13]，即专业与工作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由此导致教育回报率下降和教育回报存在专业异质性。然而，国内相关研究中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分析不足，仅有陈良焜和杨钋针对高职毕业生就业和收入的专业差异做了多元回归统计分析。[14]

　　本文以教育回报在专业之间的异质性为当前高等教育专业结构性矛盾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利用2008届大学生就业收入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专业选择对大学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并讨论教育回报的专业异质性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以明确专业结构性矛盾的相对影响。同时，本文也考察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等因素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本研究的结论有利于政府和高等院校判断不同专业人才的供需状况，了解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性矛盾，采取措施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提升教育效果。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麦可思(MyCOS)公司2009年2月底完成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就业能力调查”。调查对象为2008届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抽样达到44.4万人，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3080所高校或独立学院。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1.8万份①，完成全部问卷问题者占70％。麦可思公司为笔者提供了部分抽样数据。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分8大经济区域选择省、市、自治区，包括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省和海南省、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沿海地区的山东省和北京市、东北地区的辽宁省、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省、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省和河南省、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和四川省、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共13个省和直辖市；第二阶段则在这些省、市、自治区的毕业生中随机抽出3万个样本。②

　　本文主要考察专业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同质性和可比性，本文把大学毕业生限定为普通高校本科层次的学生(不包括专科毕业生)。把专业被定义为高等学校根据社会分工需要而划分的学业门类。在教育部划分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是学科门类(学位授予名称)，每个学科门类下设数量不等的专业类，专业类再下设具体的招生专业。但本文的调查数据中只有专业和学科门类，其中专业名称共388个。由于专业数量过多，部分专业的样本数量很少。即使把专业按照专业类进行归纳，依然存在部分专业类样本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学科门类作为专业划分的操作性定义，并基于此进行相关分析。数据中学科门类的划分依据的是《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所以，毕业生的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和管理学11类③，但由于哲学专业毕业生的样本量太少，本研究的分析没有包括哲学专业。在这些样本中，已就业且有起薪收入数据的样本量为17752，其中“211”大学毕业生为3244人。

　　就专业和学校类型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来看，2008届大学毕业生总的月平均起薪水平为2126.56元，起薪在不同专业之间存在差异。其中，经济学专业毕业生的月平均起薪最高，其次是工学和管理学，而月平均起薪排在后三位的专业依次是历史学、农学和医学。“211”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起薪比一般大学(即非“211”一般本科大学，以下简称“一般大学”)毕业生高632元，在除历史学之外的其他专业，“211”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起薪都高于一般大学毕业生。

　　(二)变量选取

　　以上数据表明，高等教育的回报在专业之间存在差异。本文拟采用定量回归方法进行相关分析，因变量为起薪的对数形式，自变量包括影响毕业生起薪的个体能力、学校类型、工作特征、行业和省市虚拟变量。

　　大学生在校期间所掌握的与工作相关的就业能力是本文重点考虑的控制变量。就业能力是指大学生获得并维持工作的能力，包括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通用技能以及个人品格特征，如自我效能感、自信和自尊等。其中，沟通、计算、团队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公认的核心技能。为了测量就业能力，本文建立了就业能力指数。就业能力指数是以大学生毕业时所掌握的35项能力得分并按各项能力在工作中的重要性加权计算得到的④。就业实习是连接学校和工作单位的桥梁。通过实习，毕业生不仅能够锻炼实际应用能力，而且能够增加工作经历、经验和社会阅历，对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和收入提升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估计实习经历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进一步区分与专业相关的实习经历和与学习专业无关的实习经历对起薪的相对作用，本文以“没有任何实习经历”为基准，形成“与专业无关的实习”和“与专业相关的实习”两个虚拟变量。此外，本文引入性别虚拟变量，以衡量毕业生起薪的性别差距。

　　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溢价。为考察“211”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是否显著高于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本文设置了“211”大学这个虚拟变量。同时，由于平均起薪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存在差距，本文以国有企业为基准组，考察政府/科研机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民营/个体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等单位类型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本文还引入行业大类和省份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影响起薪的行业和省份经济特征因素。

　　最终保留全部变量都无缺失的样本7462个。从总样本的专业分布来看，工学、管理学和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全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居前三位，而历史学和农学专业毕业生的比例居末两位。这与《200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基本一致，在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中，工学、管理学和文学专业毕业生分别占31.10％、16.27％和18.68％，而历史学和农学专业毕业生则仅占0.55％和1.90％。由此可见，本文的抽样具有代表性。

　　表2显示，大学生的平均就业能力指数为50.03％，历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指数最高，其次是法学和医学专业毕业生，农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指数最低。⑤大部分毕业生都有实习经历，其中66.85％的毕业生有过与专业相关的实习经历；20％的毕业生没有实习经历。由于教学培养方案的要求，医学和教育学专业的毕业生拥有与专业相关实习的比例排在前两位。在全部样本中，“211”大学毕业生占19.65％，除了医学专业的比例较低之外，其他专业“211”大学毕业生的比例都在20％左右。女性占总体的42.87％，但各专业的性别构成存在较大差异，女生倾向于选择文学专业，而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专业”的工学专业中比例最低。从毕业生的就业单位类型来看，民营/个体所有制企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体，大学生在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中就业的比例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