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东变革以来，土耳其凭借良好的发展态势、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的国际环境，活跃于地区外交的多个舞台，借剧变之机崛起上位为地区舞台的一线主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地区事务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呈现颠覆传统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版图的态势。土耳其的强势崛起导致国内战略取向态度、地区格局重组的发展进程产生变化，同时也提升其民主模式的地区影响力。尽管土耳其成为中东变局的重要赢家，但崛起道路依然存在制约因素，需要在充分把握机遇的基础上，有效应对困难与挑战。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s active in more than one stage of regional diplomacy by good development trend, the unique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rises to the premier player on regional stage, which has greatly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layout, and to some extent changed Turkey's role in regional affairs from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situation. Turkey's forceful rising effects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pattern reorganization, and also enhances the democratic mode for regional influence. Although Turkey is the important winner in the Middle East transformation, there're still some restrictive elements. Turkey needs to fully grasp the opportunity, an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关 键 词：地缘政治；中东转型；土耳其模式；叙利亚危机

　　geopolitics/Middle East transformation/Turkish model/Syria crisis

　　作者简介：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732)。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土耳其的风采格外引人瞩目，从鲜明支持埃及民众运动，致力更迭利比亚政权，到充当倒叙急先锋和反巴(巴沙尔)大本营，再到推动、承担伊核问题七方会谈，使“高烧不退”的伊核危机一度展现出缓解降温的迹象。随着身影频繁活跃于动荡区域中的多个外交舞台，土耳其的国际地位日益凸显，迅速蹿红为国际媒体竞相报道刊登的“明星热词”。面对土耳其近期强劲飙升的名望声誉，人们不禁要问土耳其的底气何来，缘何能够在地区多国普遍陷入动荡之际逆势上扬，借机强势崛起。本文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对土耳其在变局中实现地区崛起的依据和原因进行解读，并对土耳其崛起后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成效进行分析和展望。

　　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下简称“正发党”)接管政权后，土耳其政府面对债台高筑、经济滞缓、社会问题成堆的不利局面，果断作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战略决策，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强力度对外开放市场的政策举措。随后，土耳其经济开始企稳向好并快速增长，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经济总量也由该党执政初期的250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8000亿美元，国力的持续增强成为土耳其繁荣、稳定、富饶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制定了一套可以巩固国际关系、平衡国际利益的对外政策，即在以面向西方欧美国家为基石和主轴的外交布局不动摇前提下，显著提升对周边事务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重，日渐呈现东进、南下、北和的战略趋向。在东进战略方向上，利用与中亚突厥语系国家在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和地缘方面的联系，以血缘关系打头、经济援助断后的方式，进一步密切与突厥语族群的关系；在南下战略方向上积极发展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与伊朗、叙利亚等有矛盾的邻国实现部分和解，在伊拉克问题上，主张维护伊统一和领土完整，积极参与战后重建并推动伊国内教派和解；在北部黑海方向缓和与俄罗斯等国的紧张局势，加强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对巴尔干、高加索等曾经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突出地区大国的重要性。2011年初中东变局所引发持续至今的新一轮地区力量变换重组，客观上给土耳其扩展外交活动空间、扮演地区强国角色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舞台，并恰好与其所倡导的战略东向外交相匹配。因此，土耳其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实现地区层面的崛起绝非偶然，是主观的政策转向调整和客观的国情条件变化、国际局势发展等多方因素相互促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土耳其强势崛起的资源依托

　　土耳其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实现地区层面的崛起，获得国际社会对其作为独立区域力量的认可，主要建立在国力资源、地缘资源、精神资源和外交资源4个层面的现实基础上。

　　(一)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国家实力大幅跃升

　　土耳其在经历了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严重经济危机后，新上台的正发党政府进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改革，随后土耳其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总量开始止跌回升并迅猛发展，现今土耳其已成为欧洲、中东地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2005～2009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8％左右。当前，土耳其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17位、欧洲第6位，并稳居中东第一大经济体宝座。有研究机构预测，土耳其作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国家，①未来有望进入世界前十位，甚至成为欧洲第四或第五经济大国，达到意大利或者法国的水平。土耳其基础产业门类较齐全，为中东地区主要的工程项目承包国和工程机械产销国，也是世界第5大造船国、第11大钢铁生产国和第15大汽车制造国。②土耳其不仅在传统经济领域发展较快，而且在高新科技、电子产业、能源化工等方面表现不俗，在软件研发等信息技术行业几乎有赶超印度的势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土耳其成为少数几个率先走出危机影响的国家，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1.7％，在全球二十大经济体中仅次于中国(11.9％)，经济恢复远超各界预期，成为新兴经济体中最闪亮耀眼的“明星”之一。土耳其经济的出色表现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被许多政经评论家喻为“安纳托利亚之虎”。此外，土耳其总人口达7470万(2012年)③，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伊朗的第三人口大国，并且青壮年占据总人口年龄梯次结构的绝大比重。土耳其健康、高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拉大了同相对停滞的其他中东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为进行对外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比照中东持续动荡火爆的局势，土耳其自身所焕发出饱含生机的独特魅力也在该地区为其汇聚了相当可观的人气光环，从而在国家形象的软实力领域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影响效果。

　　(二)优越的区位禀赋保障其占据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土耳其处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据欧、亚、非三洲交界，自身地跨欧、亚两洲，三面环海(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接近里海、红海、波斯湾，辖区内狭长的土耳其海峡扼守着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数百年来，土耳其作为人员、思想、贸易流动线路的交叉点和中转站，在地缘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冲意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④自近代俄国崛起以来，土耳其一直是抵御俄国南下扩张的前沿阵地，俄国为获得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海口，先后同土耳其进行了13次战争。19世纪时，英、法、德、奥等国充分利用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多次联合土耳其对俄国实行牵制。冷战期间，美国从其全球战略需要的高度评估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意义，视土耳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交接处的“桥头堡”，积极拉拢其加入西方阵营，使之成为阻止苏联向南扩张的屏障和资本主义围堵社会主义的据点，同时也是美欧压制中东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和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坚固堡垒。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并未使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受到削弱，土耳其的重要地位也未因冷战结束而有实质丧失。在海湾战争中，在巴尔干半岛的波黑和科索沃行动中，在高加索和中东的局部冲突中，以及在非洲索马里维和行动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中，土耳其都积极配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挥着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地缘战略支点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土耳其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⑤土耳其横跨东西方、南北向十字路口的独特地理位置，赋予其多种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文明既长期冲突又共同融合的特殊国家身份，使其能够同美、欧、俄等大国以及周边地区势力维持重大的利益联系，堪称衔接多边地缘政治和触动诸国关切的宝贵财富，被誉为“欧亚大陆棋局中的独特棋子”。在此轮“阿拉伯变局”中，土耳其作为最靠近风暴浪潮中心的北约国家，积极协助西方，发挥前线支援、抵近部署、边沿观察、后方运作的地缘优势，不但将自身国土营建成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的“参谋本部”，还将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变成倒戈巴沙尔政权的人员集散中心和物质输配供应通道，向世界完美诠释了其地缘战略意义的突出价值。

　　(三)辉煌历史铸就的强国梦想成为地区崛起的精神动力

　　土耳其人自强不息的强国梦想源于对奥斯曼帝国荣耀的怀念和向往，是长期历史记忆积淀的结果。自14世纪始，土耳其人的先祖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中心向四周扩张，鼎盛时期控制着除伊朗萨非王朝外的整个中东版图，并多次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北部震慑尚未崛起的沙皇俄国，成为称雄巴尔干、高加索等诸多地区的强大帝国。⑥但17世纪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崛起以及自身国势的衰微，土耳其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到一战结束时土耳其已完全丧失阿拉伯行省和北非行省以及部分小亚细亚的领土，在欧洲也仅存伊斯坦布尔周边一隅之地，直到1923年建立全新的共和国后，土耳其才止住国家进一步崩溃、瓦解的趋势。现今，以直接传承奥斯曼帝国衣钵者自居的土耳其人，一直以光辉的历史作为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思想源泉，将复兴延续曾经的强国地位融注为各阶层民众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⑦进入21世纪，土耳其通过推进国内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开展多元外交等途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显著增强，追求地区强国的雄心壮志再次萌发。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以及具有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土耳其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及、沙特等传统阿拉伯大国深陷剧变漩涡，地区影响力逐渐减弱，阿拉伯世界的势力分布格局步入新一轮调整和转换周期。阿拉伯国家的持续动荡导致地区权力中心呈现由以阿拉伯民族为中东棋局的绝对主角，向非阿拉伯的突厥人、波斯人、犹太人甚至库尔德人转移、扩散的趋势。长期占据中东核心的阿以问题相对“被边缘化”，而伊朗则由于核危机和叙利亚问题备受孤立，地区意愿被严重压制无法全力施展，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对外行动能力，土耳其由此得以一方独大。除土耳其外，地区各方势力范围缩小所营造的有利外部环境，极大地激活了土耳其人尘封良久的丰厚历史遗产。面对中东这片曾经统治过的土地，面对曾是其臣民现今又对其充满无限仰望的阿拉伯世界，绝佳的周边形势加上持续增强的国力诱发土耳其再次对主导地区事务燃起某种强烈期待。⑧土耳其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大国抱负，通过谋求地区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进一步激发起埋藏民众心底已久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从而形成一种为民众所广泛接受的崛起欲望认同。这种对回归光荣历史和重塑光明前景的自我意识萌芽，已发展成为土耳其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理想桥梁”，也成为增强国家团结凝聚的黏合剂，更成为助推地区崛起的价值基础、意志支柱与精神依托。

　　(四)立足广阔的外交平台，赢得丰硕的外交成果

　　埃尔多安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其官方表述中有两大目标：一是不断强化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入欧盟完成欧化(西方化)进程；二是在土耳其周边致力于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繁荣和友好合作的地区环境。⑨在此政策指引下，土耳其在继续保持同西方密切关系的同时，对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2009年3月，希拉里升任国务卿的首次中东之行便到访土耳其。在对欧洲外交领域，土耳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2005年10月，土耳其同欧盟开启新阶段的入盟谈判，2010年7月，欧盟在协调各成员国立场的基础上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问题展开政治对话，随后土耳其议会也通过了按照欧盟政治标准修改宪法的议案，标志着土耳其在历时半个多世纪后又向其欧洲梦迈近了一步。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外交更是硕果累累。2008年起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开始举办土耳其－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启了土耳其与阿拉伯联盟的全面机制化建设，从而为土耳其能够在阿拉伯剧变中以观察员身份参与阿盟会议提供了制度上的平台和程序上的铺垫。相对于海湾地区，长期以来土耳其将中东外交的主要精力投射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等邻近国家，对同属伊斯兰逊尼派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处于相对忽视、疏远的状态。但随着双方商业往来的日益紧密，土耳其积极拓展和海湾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于2005年同海湾合作委员会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2008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使土耳其成为海合会(GMM林海虹，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学研究；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