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博弈背后的经济转型与增长

　　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和气候问题成为南北问题新的发展焦点，碳排放成为新一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战略博弈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研究重心转向未来世界的新引擎，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全球气候研究所，为发达国家保持中心—外围的国家分工秩序寻找新的可能的战略工具。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发展方式，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去工业化后的新口号。

　　在发达国家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产业布局呈现出“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格局，即技术研发、设计和销售在国内，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制造环节在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制造业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对气候和环境的客观破坏造成的发展外在约束，发展中国家只能亦步亦趋地出台碳政策，建立碳市场，增加碳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被动应对发达国家设计的低碳政策。在这种发展格局下，低碳经济成为新一轮南北问题的战略博弈焦点，围绕低碳技术的气候博弈继续深化。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由于“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回顾经济思想史，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从罗斯托到索洛，从纳尔逊、温特到曼斯菲尔德，在这些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眼里，技术是同土地、劳动、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技术创新仅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技术的创新成果就应该为世界各国平等共享，发展中国家可以完全依靠国际技术转移实现经济赶超。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博弈已经成为国家间较量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由技术创新引发的“中心—外围”世界结构体系在进一步延续，处于中心的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甚至利用技术垄断优势掠夺外围国家；而那些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常常成为单一的原材料出口国和工业品的低端加工商。这就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蝴蝶效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