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其《论孔子的著作》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也不好战。”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影响遍及世界多国，不仅中世纪时的日本、韩国、越南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孔子也是欧洲教育思想争论的人物，成为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财富。如今，孔子的“仁”、“礼”、“义”等许多思想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论语》更是被译成多种文字，1687年首次被译成拉丁语，1828年首次被译成英语，在俄罗斯的翻译则始于1729年，至今已有285年历史，不计研究儒学的专著或论文中所出现的部分《论语》译文，仅译本至少有17个。有变译，有全译，有逐字逐句的翻译，有宏观的叙事性翻译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其译介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帝俄时期、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

　　传教士掀起“中国风”沙俄汉学家首推《论语》译介

　　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受其影响，18世纪的俄国形成“中国风”。1715年，彼得一世向中国派遣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其实质是收集情报以配合沙俄对中国的扩张。此间驻京东正教传教团开始接触《论语》，有团员译了《四书解》。该团培养的首位汉学家罗索欣指导其学生沃尔科夫于1729年翻译了“四书”（包括《论语》），手稿保存至今，沃尔科夫因此成为“四书”的第一位俄译者。1820—1821年俄罗斯汉学奠基人之一比丘林翻译了完整的“四书”及朱熹为“四书”所作的注释，手稿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和鞑靼斯坦国家档案馆中；1863年第十届传教团修士司祭西维洛夫翻译了“四书”、《诗经》和《尚书》，未出版。19世纪下半叶，俄国迎来了第一次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热潮，标志性和领军人物系汉学家瓦西里耶夫，他于1868年翻译了《论语》并编入《中国文选》第二卷。此后，由于俄国官僚体制僵化，俄国汉学发展相对滞缓，《论语》译介处于停滞状态。1895—1917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俄国汉学因此受到一定制约，影响了《论语》的译介，但此间仍有俄罗斯儒学研究奠基人波波夫的《论语》（1910）译本出版，此译本系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论语》译本。

　　《论语》译介发展与中苏关系紧密相连

　　1917年十月革命后，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成为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则退居次要地位。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术界大批判大清洗，苏联汉学研究遭遇重创，1941年爆发的卫国战争使一批汉学家走上前线，汉学中心列宁格勒也被德军围困，苏联汉学研究几乎陷入停顿，《论语》俄译也进入了长时间的停滞。1921年苏联汉学创始人阿列克谢耶夫因政治原因只译了《论语》前三章，1978年由其同事整理出版，又于2002年收入由其女儿班科斯夫卡娅编的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论集》两卷本的第一卷。1949年，中苏建交，苏联开始重视对中国的研究，这一时期儒学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论语》译本有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拉德的《论语选》，于1959年收入《中国文学选》。进入60年代中期，中苏交恶，儒学研究又跌入低谷。70年代，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迅猛发展，纷纷宣告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奉行了儒学；从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令世界瞩目，苏联因此掀起对儒学研究的第二次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