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雷米·马修及其研究团队编撰的《中国诗歌总集》即将出版。据介绍，该丛书旨在通过甄选、翻译、注释等工作，将中国诗歌译介到法国。马修负责其中汉代及汉以前古代诗歌的翻译与注释。就中国早期女诗人群体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报记者对马修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研究来看，在古代文献中，中国妇女是怎样的形象？

　　马修：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妇女的角色可归结为服从和美德。在《礼记》和《荀子》中，人们只是要求女人做一个好妻子，能够做到温柔、顺从、服侍。然而，如果阅读《左传》、《史记》等古代典籍，会发现女性偶尔有一席之地，不过突出的并不是她们的德行，而是手段。

　　因为只是一些很特别的文章才会提到女性，所以很难评价她们在文人文化方面的地位。不过，我注意到，自汉初，很多女性开始在文学方面展露才华，向她们周围的人甚至更大范围的文人传递她们的情感和思想。在两晋期间，贵族女性已经开始受教育了，并在私下交流诗作。这种现象从唐代开始增多，至宋代则大为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一些出自女性角度的作品。您认为，这些诗歌是女性创作的吗？

　　马修：以《诗经·国风》为例，其中很多诗歌都是源自女性角度。上古时期有可能存在女性唱诵的爱情歌曲，在乡下的农民阶层和在宫廷的贵族阶层应该都有。情歌中几乎总在唱诵离别的悲伤、偶尔也有相遇的喜悦或重逢的激动，还有歌唱思乡之愁或者远嫁他乡难舍双亲的诗歌。《诗经》中这种诗歌比比皆是。据古代注释来看，这些诗歌都被认为是周代各国朝中有才德的文人所作。使之成文的可能确实是这些文人，但这些表达情感的主题，却不可能不受到女性的启发，甚至有可能诗歌作者本来就是女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中国诗歌史可以发现，真正被熟知最早的女诗人出现在汉代。您如何评价她们在诗歌史上的贡献？

　　马修：我们所知的第一批被认为是诗人的女性，应该出现在汉代，最为著名的是班固的妹妹班昭。班昭曾为皇后和嫔妃的御用教师，继承兄父的遗业完成了《汉书》的编纂。作为嫔妃的教师，她还编写了《女诫》（全文七段），文章以训导和道德教诲的形式教导女性如何做好份内的事。在《女诫》中，班昭宣扬了对命运、家庭、丈夫的顺从，正如儒家思想准则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一样。《女诫》是我们所知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最早的教育女孩子的文章。班固的姑奶奶班婕妤也名垂文学史。班婕妤作有《团扇赋》，抒发其失宠的命运。钟嵘十分欣赏班婕妤的诗作，在《诗品》中将其列为上品诗人。

　　蔡邕的女儿蔡琰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大人物。蔡琰命运悲惨，她将其被俘又独自回国留下两个儿子的身世写成长诗《悲愤诗》，另一首类似主题的长诗《胡笳十八拍》也被认为是蔡琰所作，不过有注释者对此表示怀疑。

　　同样，当我们提到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的诗作，如楚地风格的乐府《白头吟》时，也有质疑。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白头吟》是否是卓文君所作，但诗中清晰地表达了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怨怼。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女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中国早期女性诗人创作的诗歌时有何发现？

　　马修：我们经常可以在女性诗歌中看到妻子与妾室发生竞争冲突的主题，其中出现的“白发”描述代表着衰老。这与西方的情况不同，在西方，年老的妻子对丈夫纳妾室等无力反抗。

　　后来，特别是唐代以后，中国女诗人的作品得到承认，但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仍无法与与其文学创作（优秀）相符合。整体上来说，我认为是女主内、男主外的思想作祟，人们认为女人可以有情感，但修为、思考是男人的事。可以说自六朝，女性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才最终被承认，比如5世纪初，殷淳著有《妇人集》，这本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以显示出当时文人对女性写作很感兴趣。

　　另外，我们注意到，中国女性的写作主题主要是围绕情感展开，如子女的爱、丈夫的爱、双亲的爱等，也就是说通过诗作可以看到她们在与子女、与丈夫、与父母的社会关系中的伦理表现，以及她们在道德伦理层面上所能付出和给予的。

　　（感谢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卢梦雅对此次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