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风险治理”——第五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 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闫琪）6月20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城市与风险治理”——第五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余位专家学者开展了深入交流研讨。

　　城市及其治理的宏观分析    

　　城市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信息和交通等多方面的中心，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和策源地。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城市风险的增加和治理难度的增大。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唐立军教授谈到，城市治理不仅是城市自身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安全与风险治理中，必须关注并处理好人口高度聚集、经济集中度过高、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城市功能过分集聚、社会领域问题凸显集中等五大问题。城市风险治理离不开人这个核心要素。

　　北京市委党校党的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大广表示，研究城市风险问题看似是研究设施、环境、资源等物态的问题，研究的实则是人的问题，是关于人的生命、财产、健康问题，是关于人在城市生活的舒适度问题，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

　　城市失去发展活力，是城市治理和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吴剑平教授谈到，人是生产力最积极、活跃的因素。城市的活力在于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广大市民、城市居民。城市发展是为了人，也更要依靠人。

　　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杨雪冬研究员谈到，我们期望的城市应该是规模更大、选择更多、安全感更强的共同家园，要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城市建成共同体，通过城市治理来消除城市的陌生化问题。

　　北京市委党校袁吉富教授提出，现代城市是高度复杂的系统，是资源、人口、文化集聚之地，而决定城市运行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多因素的，包括产业、技术、分工、人口及社会结构、公共服务水平、人们对城市正义和美好生活的追求等。要树立系统思维、风险思维、前瞻思维以平衡各种关系、推动城市良序发展。

　　德国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大卫·巴拓识比较了中西城市精神的差异，认为城市精神体现在城市居民的意识行为、活动和生活目标上，体现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在城市整个结构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见解上。城市精神涵盖了一个城市的过去、现在、未来。城市的特点体现在其城市精神中之中，要重视城市精神的培育。

　　城市风险治理的理论思辨    

　　城市风险治理要真正建立起风险文明的观念，化解即将来临的风险、危险和危机。中央编译局薛晓源研究员认为，提倡“风险文明”，是要确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尤其生态教育观、文明教育观，在对风险的理解、认知、风险的教育、风险的对策等方面，采取新的举措、新的思维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表示，风险是我们在拥有更多财富和幸福基础上的一种必然痛苦，文明始终会同风险相伴，尤其需要一种张力性、弹性的思维、行为和智慧，才可能应对风险，这就需要形成明确的风险辩证法。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展开的，明显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清华大学武廷海教授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中国城镇化具有非常强的节奏感，而这个节奏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之间又存在着很显著的关联。后疫情时代我们不仅要实现原有城镇化的转轨，某种程度上还要开辟一条新道路。让城市真正具有韧性、社会具有韧性，全社会具有开放、包容、共享的品质。

　　自2017年以来，北京已经连续三年常住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北京进入收缩性城市的行列。（雁栖湖）健康发展论坛执行主任陈剑研究员指出，城市收缩会影响北京经济持续增长，影响城市的内在活力，影响京津冀整体发展，影响城乡融合和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他建议对北京严格控制常住人口的政策进行微调，将雄安划归北京托管，为外地人融入北京创造条件。

　　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风险及其应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志成认为，近年来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实质就是全球发展的获益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全球发展赤字，一个方面强化了阻碍全球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使促进全球发展的积极力量不断成长，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发动机。我们应该将城市风险治理纳入全球发展赤字治理的整体谋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典研究员说，中国高速城市化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量是金融问题，是中国的融资体制、财政体制、土地制度，但也因此积累了很大风险。我们一方面要控制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要增强财政和金融能力。

　　北京大学孙宽平教认为，治理、减少和防控社会风险和城市风险，要最大限度地运用科技支撑，要处理好社会治理层面五个问题：以党的组织建设作为社区建设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协调社会矛盾；以居民的自治组织搭建居民民主协商的平台，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重建社区关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规范社区行为；人的工作和技术的工作并重；真正形成完善多方参与、社会协同的平台和机制。

　　同济大学孙建平教授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城市人口不断集聚，城市功能无限拓展、城市结构日趋复杂。城市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孕育了各种风险。面对风险我们应有敬畏之心。力求用科学的方法、敬畏的态度、前沿的技术去探索城市和化解城市风险，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守护民生，最终构建超低风险型的超大城市。

　　针对我国许多城市超大型社区存在的风险，南开大学吴晓林教授提出要四策并举：以党建引领，整合资源；政府负责，弥补历史欠账；撬动社会参与，重视培育社会组织、带动社会组织参与；分类治理。

　　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提出要以街坊制与街区制的联动，建构城市风险治理的社区基础。在城市重大公共危机防控过程中，要把社区真正作为管理单元，重视其作为文化生活共同体的价值，发挥古老的社区智慧。要赋权社区服务合作和共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挥社区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和志愿精神，建构社区服务的小循环机制。

　　城乡社区在防控疫情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林拓教授提出，在常态化的防疫工作中，社区韧性需要自上而下的统筹治理。我们必须直面每一个生命个体，反思已经习以为常的模式和机制，这些表面上是在考验社区应对能力，实际上考验的是城市乃至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我们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在破解难题中探寻疫情防控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

　　新冠疫情对城市风险治理的考验    

　　疫情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可能造就一个后疫情的时代，这是当前我们考虑全部当今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的一个交结点。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提出，在后疫情时代，出现了三个转变，即由以繁荣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全球化、现代化正在转向以安全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全球化；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以关闭国界为标志，实际上把国家利益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国家安全成为人类安全的堡垒甚至是一个隔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由以国度为单位转向了以个体为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董慧教授认为，超大城市新风险体现了高速、快速和飞速的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具有突发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表现为风险的叠加、风险的聚合，系统性、不确定性、不可精准预测性等特征。

　　针对特大城市多元化、复杂化、叠加化的安全隐患，建筑密、高层多、地下深，单纯、传统的人力物力手段很难以解决风险防控的难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陆小成研究员提出应进行智能化治理。智能化治理为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提供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体现人类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超越能力。

　　这次疫情的传播是对城市过快膨胀和城市的过度消费的一次警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袁振龙研究员谈到，城市的两大特质是聚集与流动。他分析了疫情的流动与流动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提出要思考城市发展快与慢的辩证关系。有时城市发展慢下来又与城市存在内在冲动存在的矛盾，这是暂时的过程，也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北京师范大学刘耕源副教授认为，当前快速的城市化，形成了城市化与环境、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保持战略定力、跨越重要关口、差异化推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消费、供给、技术、体系多角度创新城市治理的绿色革命，是破解城市资源、环境、生态风险问题治理困境的重要策略。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陈旭清教授针对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风险，提出要加强学校的风险防控，防止教育风险给城市风险治理带来负面效应。

　　南京大学陈堂发教授提出，城市风险治理离不开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传播学学科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重大风险事件中的公共舆论治理同城市密切相关。重大风险事件中的公共舆论影响对象主要是城市，重大风险事件所产生的次生灾害、舆情危机在城市区域反应更为敏感，直接影响决策行为。

　　城市既需要有效的疫情管控，又需要确保城市的活力。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从疫情管控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秩序思维，城市发展要确保本地的秩序，市场管理又需要非集中化。疫情的秩序应对，要保证它的本地性，又要保证它的扩展性，让两者有效对接起来。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教授对论坛做了总结。他谈到，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风险问题。作为开放、系统集成的复杂巨系统，现代城市记录着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集中了风险、蕴藏了风险、激发了风险、放大了风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命的方方面面，如何提高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风险治理水平成为亟待攻关的重大课题。第二，城市风险治理必须有宏观战略和具体策略，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复杂风险条件下正是万物万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有广大的胸襟、视野和思路，必须有体制机制的思索、保障。蝴蝶效应往往源于细小的原因，没有细节上的实事求是的、技术性的精微、精准、精道，不可能夯实风险治理的基础。应对城市风险，总体性和精细化不可偏废。第三，城市风险治理必须以人为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存在的初衷就是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一切风险其实都是对人而言的。离开人无所谓风险，风险治理也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美好生活，城市应该成为我们温暖的家园。同时，城市风险治理也必须依靠人，依靠社区、依靠家庭、依靠市民个人的共同的努力。第四，城市风险治理特别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树立责任意识。风险可以治理，但是不可能消灭。我们的精力应该主要在关注、防止坏的可能，防范重大风险上。强调防御的性质，就意味着一种自我限制和自律。从有所为、无所不为到有所不为，或者说为在当为处，除非改变我们的观念和行动，否则不可能有一个希望的未来。

学者对武汉抗击疫情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对北京疫情防控提出了意见与建议，从理论高度分析流动的城市与疫情的流动，基于新冠疫情对超大城市风险及其治理进行了深入思考，对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风险转型提出对策。学者们集中分析了全球发展赤字和金融风险的治理，城市的应急管理、智能化治理，城市的教育风险问题、生态环境、公共卫生问题，街坊、街区联动、超大社区的治理问题，公共舆论引导、风险治理的秩序问题。学者们直面当下中国的城市风险，提出并分析了风险辩证法，对风险与活力、风险与认知、风险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对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做出了预测。学者们从当代城市发展的走势及其内在的运行逻辑进行研判，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方向，就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城市精神的塑造进行了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