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以来，欧洲强国面临着如何处置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难题。“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黑洞，最终成为引爆欧洲体系“内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方问题”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产生的，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就嵌入到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之中，是欧洲最先面对的“他者”之一。18世纪中后期，西欧、北欧以及东欧次区域体系相互融合与挤压，欧洲大陆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这种体系挤压的切面上，被动地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然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将“东方问题”纳入其中，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奥斯曼帝国并非欧洲一员，在主观意识上，维也纳体系的设计者也“忽视”了奥斯曼帝国。欧洲体系的变迁改变了“东方问题”的内涵，而“东方问题”也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僵化与狭隘。希腊革命之后，依靠维也纳体系确立的通过会议体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 

　　关键词:“东方问题”；维也纳体系；侧翼大国；奥斯曼帝国 

　　作者简介：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长春 130012) 

    论及维也纳体系，多数人都会接受“百年和平”的说法，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阐释了欧洲百年和平的制度基础，即防止大国之间发生任何持久破坏性战争的势力均衡体系、金本位制、自我调解的市场体系和自由主义国家。相比于18世纪以及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19世纪的欧洲的确有些不同寻常，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围绕德国统一发生的三场有限战争之外，欧洲基本保持了和平。在论述百年和平的时候，克里米亚战争成为一个例外，这场发生在黑海地区的战争仅仅是个例外，还是欧洲“百年和平”中的漏洞呢?哈尔珀琳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暴动开始，欧洲强国利用巴尔干地区和其他奥斯曼领土上的种族分裂，预料(或者希望)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东方问题)成为欧洲整个世纪危机的一个持久原因”。亨利•基辛格以研究维也纳体系而成名，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基辛格以“希腊叛乱”作为终章，以卡斯尔雷的自杀而结尾。他认为，没有英国的介入，梅特涅在维也纳和会中操持下来的欧洲大国协调体制，就难以应对“东方问题”所带来的挑战。而最终，“欧洲协调终于在解决东欧问题时被粉碎”。维也纳体系“漠视”了“东方问题”，其焦点是重新构建中欧秩序，梅特涅依靠对亚历山大一世和卡斯尔雷的外交周旋而成为“欧洲首相”，他试图通过国际会议体制在欧洲建立某种程度的大国治理。然而，“东方问题”一直嵌套在欧洲秩序之中。 

　　与欧洲“百年和平”同步的是欧洲海外殖民体系的建立。转换视角就会发现，19世纪对于亚洲、非洲来说并不和平，甚至毋宁说是屈辱历史的开始。保罗•施罗德认为，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部分依赖于欧洲能够从欧洲以外冲突的影响中隔离开来。奥斯曼帝国在地理意义上早就是欧洲的一部分，占据了欧洲三分之一的面积，当欧洲国际体系的空间处于扩张与重组进程之中时，奥斯曼帝国就变成了欧洲体系扩张的障碍。“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其逻辑结果应当是，土耳其帝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悖论是，它恰恰不属于欧洲。即使帝国的一部分在欧洲，它也算不上曾经是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恰好处于欧洲体系和海外殖民体系之间，受到双重的挤压，克里米亚战争从根本上说是英国与俄国这两大侧翼国家之间的博弈，终结了维也纳和会开启的脆弱和平。此后，奥斯曼帝国成为欧洲体系的正式成员，“东方问题”也就变成了欧洲的问题，完成了欧洲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