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一种现实主义视角，主张法国第五共和国期间的法美关系。可以从2003年导致法美陷入最严重双边危机的伊拉克战争为截止点，分割为经典戴高乐主义和新戴高乐主义两个阶段。在经典戴高乐主义阶段，法国实质作为修正主义国。奉行不站队主义，主要通过挑战和制衡美国霸权，树立和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国家利益和身份认同，历时半个世纪左右。在新戴高乐主义阶段，法国实质转型为守成主义国，实质与美站队，通过接受和配合美国霸权，同时否定和制衡新兴国家，力求维持法国作为守成大国的影响力和力量投射能力。马克龙政府是这一大西洋主义转向的守护者和推进者。三大结构性因素驱动法国精英阶层从“不站队主义”到“站队主义”的范式转换。即法国对美不对称地位的深化，欧盟对美不对称地位的深化，以及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的民主化。一个亲美主义长周期似乎已经到来。 

　　关键词: 法国政治；法美关系；大西洋主义 

　　作者信息：戴冬梅，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陆建平，法律硕士。法律翻译工作者 

　　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关系，可以围绕战争作岀一种现实主义的判读。基于这一视角，法美关系可谓兴于战火、长于战火、异化于战火、嬗变于战火。法美两国因美国独立战争于1778年结盟，法国由此成为美国最古老的、唯一没有与美国发生战争的盟友。这一基于“冷冰冰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 )计算”[1] 的盟友关系，将因英美修好、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法国与英国等欧洲列强之间爆发战争而流于具文；美国国父、拉法叶特养父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中立，美法交恶，两国海军陷入长达5年的准战争对抗状态。法美盟友关系由此被以哈密尔顿为代表的亲英联邦主义派视为负担，并成为美国孤立主义或不结盟主义的催化剂[2]。约140年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不情愿的、姗姗来迟的援兵，拯救法国和其他盟友，法美关系岀现结构性逆转，世界权力和范式生产中心转向美国。以法英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因美苏压力而败退为标志，法国无奈接受“附庸”伙伴地位。法国第五共和国于1958年问世后，戴高乐将军及其后续者以西方阵营中的独立政治力量自居，实行经典戴高乐主义外交政策。挑战和制衡美国在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上的霸权地位。但随着德国统一、苏联倒台以及冷战后单极世界格局的到来，法国战略地位下降，法美不对称关系深化。2003年。法美关系因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分歧和对抗而陷入严重危机。从此，法国逐渐告别经典戴高乐主义，拥抱“大西洋主义”[3]。实质嬗变为守成国，向美看齐站队。从利比亚战争到克里米亚危机，从叙利亚战争到安全防务战略的亚洲转向，莫不如此。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第五共和国法美关系的两大阶段及各自的特征。第二部分通过分析若干重大双边或多边外交事件，认为马克龙是以大西洋主义或对美站队主义为基本内涵的新戴高乐主义的推进者。第三部分探析驱动新戴高乐主义崛起的三大结构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