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回应，也是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回应。论文进而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阶段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最后初步设想了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依据不同范围的复杂性，采取不同的秩序目标和合作形式，不急于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而是着眼于建设具有高水平互信和相互认同的国家间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实基础; 阶段定位; 基本原则; 主要依据; 具体路径

    作者简介:宋伟，山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所提出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和新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如果说胡锦涛时期的“和谐世界”思想在于缓和和消除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冲突、推动国际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是一个更加鲜明的国际秩序理念，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决心。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要提出来如此宏大的一种国际秩序理念，又如何能够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这一目标?毕竟，目前各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冲突，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方兴未艾，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中并未退潮。人们也容易发出这样的疑问，在当前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凸显、中国和日本等国家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的条件下，如何能够建设中美命运共同体、中日命运共同体乃至亚太命运共同体? 本文并不奢望能够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致力于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从而推动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学理研究。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现实基础或者说现实要求是什么? 这个可以从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两个方面进行回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人类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日益增多，独善其身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日益离不开世界市场，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的外交理念也变得日益关注。鼓吹“中国威胁论”、限制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常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误解和猜忌，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希望建设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以往相对独立的地区国际体系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和世界市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作了精彩的论述:“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发展到今天，各国在经济上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全球产业链、跨国公司、跨境电商等，都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核心因素。以大豆贸易为例，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90%的大豆需要进口。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而在贸易摩擦之前，美国约有62%的大豆销往中国。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2019年2月就明确表示，“中美肯定是大豆贸易的重要伙伴。”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是在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状况下发生的，强行的脱钩必然会对双方都造成巨大的贸易成本。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外，工业化、技术的进步、恐怖主义的外溢等，也使得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仅以各国十分关心的核安全为例，核污染、核扩散以及如何阻止核武器流入恐怖分子手中，这已经是需要各国去共同努力应对的全球性重大安全问题。除此以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对边界的控制日益减少，恐怖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他们能够更加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得作案的技术和工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是具有共同命运的整体。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指出，“全球化是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十分关注，而发展中国家则热切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这些疑虑和呼声的回应。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讲，一直致力于做负责任大国。按照习近平主席在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供的数据，“60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有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尽管美国在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声称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回归，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崛起的中国要建构的恰好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而不是这种“旧型国际关系”;尽管中国和美国很难短时间内建成命运共同体，但是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命运以及从长远来看两国建设命运共同体，仍然是符合现实情况和两国利益的。同时，参与国际合作是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有力证据，但是国际社会显然希望看到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在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提出更多明确的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所提出的新国际秩序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定位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一直以来，中国都把自己定位为负责任大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则表明了中国致力于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不走国强必霸老路的决心，也表明中国不会追求独善其身，而是会继续做负责任的大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