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人”是流寓者中最特殊的人群。若着眼于“人”，流人问题可以简化为两组关系：一是个人力量与政权力量的纠结，二是个人力量与生存空间的纠结。清初东北流放文人或曾实现过对政权力量的借助，或曾具备过参与政权的基本资格，并对自己生存的文化和地理空间有着较高的期待，所以，他们的这两种纠结比普通流人要多一些。并且，他们通过群体性的流寓地文学书写行为把这些纠结付诸了文字，从而得以较早浮现并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

　　清初

　　群体生成的可能及其伦理色彩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着眼，我国古代流人史的大致格局由四个部分构成：西北流人、西南流人、岭南流人和东北流人。清初东北流放文人以在同一时间点上大规模出现及其对明、南明、清政权的群体性纠结为特征而迥异于另外三个区域的流人。早在清代以前，东北地区就曾多次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出现过较大规模的普通流人，但文人型流人在东北地区以“组团”的形式大规模同时出现，却是顺康之际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清初东北流放文人及其家族大都参与过明及南明政权，并曾有过积极或消极的抗清行为。在明清易代之后，那些拒绝参与或积极争取却未来得及参与新政权的流人对前朝和新政权的情感会相对单纯一些，但那些积极出仕清朝并身登高位者在沦为流人之后，对明、南明和清的情感就会极其复杂，其中的政治伦理标准的起伏更是让他们饱受煎熬。

　　身份

　　群体的聚合与分散

　　顺康之际，有近百名文人型流人在辽宁“盛京—铁岭—尚阳堡”约100公里的交通线范围内聚集，另有数十人聚集于黑龙江的“宁古塔”。对这百数十人，论者惯以“清初东北流人”的概念来进行宏观审视。实际上，这种学术惯性使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清初东北流人群体的认知停留在了较浅的层次。这其中至少有两点被隐没：一是清初东北流人中有曾处于社会上层的“流放文人”，也有始终处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流人”。二是在“清初东北流放文人”这个大群体之下，尚存在贰臣流人、方外流人、新进士流人、新朝布衣流人和女性流人的差异。同样还是出于学术惯性，过去我们也忽视了清初东北流放文人身份的双重性。例如对贰臣流人陈之遴、张缙彦、李呈祥、方拱乾、张恂等人的研究，今日治清诗、清词和清史者沿着清代诗词选家和史家的惯性，专注于贰臣身份者往往忽略了其流人身份，专注于流人身份者则大都忽略了其贰臣身份。于是，关于这些人贰臣和流人两个身份之间的连贯性认知也就无从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