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山东讯（记者张清俐）10月12-13日，由山东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史暨登州文会馆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中国高等教育百余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演变？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怎样的挑战？来自海内外50余位学者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对我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在跨国家、跨文化的教育实践中历史经验展开探讨。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在会议致辞中表示，登州文会馆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有三大贡献，其一是确立了分科制教学。登州文会馆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分科制教学。分斋制与时下的院系制有着明显落差，但却优于彼时的中国传统教育体系，而且因分类开设西学西艺，符合了晚清高等教育从传统学宫书院向现代新式大学的转型，一定程度可以视之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登州文会馆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二大贡献是人才培养的职业化。登州文会馆培养的学生，体现出现代高等教育人才具有的专业化特点，为现代高等教育在全国各地的扎根发芽做出了难以替代的时代贡献。登州文会馆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三大贡献是在中国率先确立了办学制度，按体例办学。当下，我国正在谋划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而高校章程制定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更是引起了教育部和各高校的重视，因此从历史上梳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制度源起，无疑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谈到中国高等教育发轫时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桑兵认为，近代中国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而发轫时期的中国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可以说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这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影响清政府的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

　　“中西汇通融合还是分途并重，实在是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后发展社会遭遇的普遍性两难命题。”桑兵也表示，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比较而言，东亚社会处理这一难题还算是成功。

　　从闭关锁国到迎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当前的全球化不仅体现在贸易领域，而且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事实上，国际商业和高等教育本身的联系这两个领域日益紧密。”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裴宜理认为，世界上也许没有其他国家比中国更为明显的趋势，展示了高规格国际项目的东道国在高等教育的国内和国际投资上所达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比如上海-纽约大学，宁波-诺丁汉，杜克-昆山，西安交大-利物浦以及其他更多的项目。这些合作不仅致力于教育创新，而且有意提升经济效率和盈利能力。结果是，他们彼此竞争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贸易的市场份额。

　　裴宜理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冲突是不好的并且应该被避免，而合作通常是有利于教育的进步而且应该受到鼓励。同时，我们也倾向于欢迎作为一种动力的全球化竞争以促进这样的进步。毕竟，大学的竞争可以吸引来最好的学生，而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利于资助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性大学，这样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全球化教育从根本上有助于公民的培养，帮助他们更容易获得知识。但裴宜理强调说，目前和以前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方面的实验表明学术竞争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缺乏有意义的学术标准和教学长处，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可能扭曲资源甚至导致冲突，而不是世界公民的培养或者获得全球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