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具备一定的发展功能和领导市场的功能是必须的，但这种功能应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干预上。

　　● 抓住“空位”的能力，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重要的，对发达国家同样也是重要的。

　　对于正在努力寻求现代化出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市场体制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构建现代市场体制究竟如何选择正确的理论指导，处理好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却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难题。

　　近十多年来，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亚洲四小龙以及日本的发展研究。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其焦点大部分集中于工业化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个逐步成为主流的看法是：东亚经济的成败，并非出于所采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灵活的市场机制、不受干预的私人企业活动和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而是由于政府对产业的强有力干预。由此形成了理论界广泛关注的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学说”。

　　其基本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东亚各国和地区实行的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指导性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担当着“驾驭本地及国际市场力量并将其引导至有利于国家经济的战略角色”。第二，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担当了所谓强势政府的角色，具有自主性和效能，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其长远利益的、具有连贯性、发展性和政府领导的发展政策。第三，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担负发展功能的参与者，而且是作为一种制度的有效供给者和执行者。

　　以东亚为案例的发展进程，引起了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的西方学者的沉思。应该看到，发展理论研究者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派时，虽然正确地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的种种必要性，但是却在不自觉中陷入了“政府万能论”或“国家神话”。

　　综观世界各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层次和范围，可以发现各国在不同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干预模式：（１）干预市场秩序。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其基本的经济哲学立场是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有限并实行权力分散制，反对政府成为具有发展功能的主体。（２）干预经济总量。这种模式中的政府职能不仅要求干预市场秩序，而且要求运用各种总量经济政策去调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之均衡关系。（３）干预特定产业。这一模式中政府职能有了进一步的扩张。认为政府不仅需要纠正市场机制的各种缺陷和失灵，而且还把手伸进更具体的产业间关系和产业内企业间关系。（４）干预企业经营。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改革前的中国。这些国家选择了政府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来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使政府作为资源分配和调节的唯一主体。上述四种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模式，体现了干预力量由弱到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