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最核心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有助于世界认识当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人与自我的矛盾以及个人与他人的矛盾日趋突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因此，继承和发扬儒家的兼济精神，将之吸纳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教化作用，对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价值。

　　兼济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瑰宝

　　从历史上来看，兼济精神作为中国人道德规范、精神动力和人生指南，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指出了共同的方向和道路。《论语·泰伯》之中，记载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主张，而孟子则将“见”和“隐”具体化，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奉儒家为正统的士大夫阶层，将孔子和孟子的观点作为人生信条，认为人在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而得志时则要为天下万民尽义务。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映的正是儒家的兼济精神。这种精神境界是“仁”的表现形式，描绘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体现了中华文明高度的人文自觉和道德水准。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色彩强烈的价值观，其关注点在于君子行为、政治秩序、道德伦理等，所以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思想一直就是国家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出仕为官并兼济天下也成为古代文人最大的追求。不过，在政治斗争残酷、社会秩序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社会责任感淡薄，清谈、玄学、饮酒、服食等流行，士大夫阶层独善其身的倾向十分明显。但即便是在当时，儒家兼济精神依然影响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并对中国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是，促使主张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超越了以个人解脱为目标的小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而且让道教从追求个人成仙变为以度人为先。自南朝之后，儒、释、道三家之说共存互补，成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基础，三家所共同倡导的兼济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兼济精神以新的内涵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种外来新思想只有融入原有文化才能被接纳。中国古代儒家即有大同社会的构想，但主要是精英阶层的口号，而儒、释、道所共同推崇的兼济精神更具影响力，在近代构成了接纳社会主义的土壤。

　　相比西方重视契约关系和权利的特点，中国更重视伦理关系和责任。特别是儒家思想以人为中心，关注社会人的生活状态，我们从中看不到西方宗教之中的神，人性不居于神性之下。所以，人的社会属性受到重视，人的义务得到强调。如荀子所说“人之生也，不能无群”，作为兼济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认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先于个人私利，这与社会主义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