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向哲濬夫妇晚年合影。

法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中。

首席顾问倪征燠在海牙国际法院。　　（均资料照片）

　　70年前，二战落幕不久，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组成，中国法律团队随即奔赴日本。在这个团队中，有三位特别引人注目：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以及中途驰援的首席顾问倪征燠，他们被称为“中国法律界三杰”。很多人原以为只要几个月时间，没想到审判历时两年半。经过强度极大的日本侵华罪证收集，以及艰苦卓绝的法庭交锋，25名甲级战犯被告都判定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元凶罪魁被判处绞刑，16名被判无期徒刑。

　　70年后，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倪征燠的女儿倪乃先，听他们说说父辈们的后半生。

　　向哲濬：平淡背后并不平静

　　辞任大法官：“他决定留在上海，想后半生教书了”

　　高渊：东京审判结束后，你父亲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向隆万：法庭审理即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我父亲立刻发电报请辞。回国后，又任命他当司法院大法官。我父亲也坚决不去，他决定留在上海，想后半生教书了。

　　高渊：有一种说法，说原来国民政府是要派向先生当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但他觉得检察官担子更重，就推荐了梅汝璈当法官，自己当非常辛苦且默默无闻的检察官。有这回事吗？

　　向隆万：这是我母亲的回忆录写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档案中找到证据。

　　根据我母亲的回忆，当时政府让我父亲选，当法官或检察官都可以。我父亲觉得在英美法体系中，检察官的工作更为吃重，他就挑了这个累活，并推荐他清华的学弟梅先生去当法官。

　　高渊：决定不去台湾后，他先到哪所大学开课？

　　向隆万：到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教国际法等课程。院系调整后，东吴大学的法学院与多校合并。他对能进国立大学任教，当时是很高兴的。但后来，他在法律系几乎无课可上。

　　翻译　《印度的发现》：“父亲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商量”

　　高渊：那几年，你父亲不会什么都不做吧？

　　向隆万：我父亲觉得很茫然，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谈起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因为他们当时的境遇都差不多。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北京几十万人欢迎。我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就选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来翻译。

　　高渊：一共有几位参加了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