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史研究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成熟阶段，几乎是一种共识。按照研究职业化问题的著名学者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的看法，一种行业职业化完成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要求、职业训练、行业协会、法规支持、职业道德准则等各种制度的确立，而按照这些要素来分析现代中国的新闻职业化，无疑有充足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新闻业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达到了上述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威伦斯基职业社会学结构取径的分析框架，从职业社会学的文化路径切入，就会看到与已有的新闻史研究所勾画的不同的新闻职业图景。

　　作为一种从业经历的新闻职业

　　从新闻职业身份认同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尽管有着威伦斯基意义上的诸多结构性保障，但他们的职业认知和职业心理的成熟度却滞后于这些刚性条件，更多地表现出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对这一时期大部分普通新闻从业者而言，他们的职业经历不仅充满艰辛、伴随厄运，更重要的是，由于新闻理想和新闻现实的冲突，使他们对新闻职业角色难以形成稳定的信仰，失望情绪往往在一般记者中时有表现。

　　1937年，有过10年从业经验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谈及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自己还不配做一个新闻记者”。在他看来，一个“克尽厥职”的记者应该是“有灵魂的新闻记者”。但以此为标准，王芸生却认为自己“不配”，于是像他讲的，“被人恭维做‘无冕之王’”的记者，实际上都成为了“无魂之鬼”。对于已经无需为自己生计担忧的名记者王芸生来说，做个“有灵魂”的记者是对自己的高要求，而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记者来说，从事新闻业更多考虑的首先是生计问题。在他们看来，新闻业虽然辛苦，收入也不高，但门槛相对较低；新闻从业者的地位在职业群体中虽不免受人轻视，但“无冕之王”的光环对青年还是有着足够的吸引力。

　　而一些从事新闻业的青年，特别是女性新闻工作者，则面临着更多的职业挑战。作为一种谋生职业，由于性别差异从而表现出了职业认同的落差，这在女性新闻工作者身上体现最为明显，女性新闻从业者面临比男性更多的职业挑战。从事新闻业的男性工作者，则对新闻职业内部的等级或地位区隔，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一位通讯社记者描述了同行之间的地位差别。在采访时，官办的、外国的以及大报馆里的记者，因为牌子老、资格硬、有信用，往往能冲在前面，而小记者则只能身落其后。所以，这位记者坦承，由于稿源、任务、家庭生计的压力，使他们很难有机会反思自己的职业意识，这可能反映了当时一般记者的普遍心态。

　　记者与社会对新闻职业的想象

　　与医生、律师等新兴社会职业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新闻从业者，其社会地位并不十分“体面”，台前虽然头顶着“无冕之王”的光环，但幕后却由于薪水的低廉忍受着生计的压迫。这种反差使从业者离社会期待的完美职业角色还有一定差距。

　　职业地位与行业壁垒紧密相连。新闻业的入职门槛相对较低，稍有文化的人就可以随便进入新闻业，从业者的地位也难有稳定的上升通道。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邵洵美认为，文人没有固定职业的“文人无行”现象，是找不到职业才做文人的人迫不得已的表现。而他眼中的“文人”，就包括了新闻从业者。作者虽关注的是“文坛”的没落情形，但也透露出一般文化人轻视记者职业的想法，在当时的特定群体中还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