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关“中国特色”的相关问题，其叙事、言说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这正是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中的实践辩证方法的具体展现。世上没有所谓普遍的抽象模式，历史也不会终结于西方的民主架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当代历史中定位自己，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相处，是一个历史性的思考。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昭示我们，坚持中国自己的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在人类历史洪流中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特定价值和史实。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使用“历史主义”词汇的地方几乎没有，而在他们用“历史地看问题”、“历史观点”、“历史的方法”等话语时，其本质都是在表述历史主义的思想内涵。只有理论的澄清，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对历史主义的重新理解、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的厘定，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来剖析中国当代历史、时下现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

　　建立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历史主义，是唯物辩证的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应用。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历史主义突出强调历史性、现实性、具体性，要求人们通过实践，进入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历史唯物主义涵盖着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构成维度之一。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当我们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需要着重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行研究；而当我们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则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按照历史主义原则的要求对具体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得出具体结果。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正经历着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检验，也曾遭遇着历史的“纠结”。早在1924年，瞿秋白就提及“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193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0年代实用主义（指在处理问题时片面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严重扩大化反右派斗争）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遮蔽，到1960年代阶级斗争挂帅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扭曲，直至1980年代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重新认知，每一次论争都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如果说“文革”十年是非历史主义方法与做法极度泛滥的时期，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充分坚持和继承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摈弃阶级斗争挂帅的非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做法。

　　历史主义是针对“对历史的非历史的态度提出来的”。因此，尊重当下中国的客观性质，忠于现实本身，照现实的本来面目研究中国，这就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内涵；把所要分析的问题搁置到相应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站在当代的高度研究历史，但不能把历史现代化、政治化，这就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要求。中国的时代意境是历史书写的框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内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研究中国现状，也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发展变化。那种认为只有传统文化才是“中国特色”，试图绕过近现代而从古代“寻根、找土壤”的做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历史主义的。马克思历史主义要求尊重历史，但决不是要美化历史。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取舍问题。以传统文化为母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对现代西方文化辩证取舍才符合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

　　对中共党史研究而言，马克思历史主义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历史虚无主义阉割历史，以今天的某些价值来评判历史、党史，无疑是狭隘、功利的错误历史观。历史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如何来叙述是必须面对的。党的历史也是如此。客观、辩证地看待中共党史，看待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是我国史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只有在史实的客观分析中建立起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用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把握历史才是应有之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对历史的反思，离不开对当下的把握，离不开指导思想的凝聚力，从而才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国际大讨论。显然，有关“中国特色”的相关问题，其叙事、言说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这正是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中的实践辩证方法的具体展现。世上没有所谓普遍的抽象模式，历史也不会终结于西方的民主架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当代历史中定位自己，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相处，是一个历史性的思考。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昭示我们，坚持中国自己的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在人类历史洪流中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特定价值和史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