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爱书的民族，经历千百年沧桑巨变，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在天灾人祸中非但没有彻底消亡，反而随着历史的进程愈加丰富，这皆得益于我国古代完备的藏书系统。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爱书的民族，经历千百年沧桑巨变，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在天灾人祸中非但没有彻底消亡，反而随着历史的进程愈加丰富，这皆得益于我国古代完备的藏书系统。

　　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为中华文化的保存、传播作出了哪些贡献？当代学术界对藏书文化开展了哪些研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藏书中国丛书”主编、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肖东发：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从甲骨文算起已有3000多年。私家藏书也有2500多年以上。“天一阁”、“铁琴铜剑楼”、“玉海楼 ”、“千顷斋”……有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就有1000多座。藏书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中华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

　　今天得以见到数以百千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代藏书家接力赛般代代传递下来的。宁波天一阁是典籍保存的范例，历经400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典籍中，不乏独一无二的孤本。

　　藏书事业促进了典籍的传播和流通。通过借阅、借抄、刊印等途径，一些孤本秘籍得以传播，嘉惠来学。从北宋李氏山房到清末古越藏书楼，不少藏书家以传布为己任，向公众开放藏书，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代藏书事业远非一人一家之力所为，请您介绍一下影响较大的几大藏书系统。

　　肖东发：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它们以不同的藏书特点保存着中华典籍的根脉。

　　官府藏书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当时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从汉代萧何建造的天禄、石渠、麒麟三阁到清代乾隆修的四库七阁，官府藏书体系逐渐成熟，但同时也更具封闭性和保守性，削弱了藏书功能，不利于文化的传播。

　　私家藏书晚于官府藏书，却是藏书系统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系统，至明清时代达到顶峰。明代的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等藏书巨擘，以藏书量多、藏书质量上乘而著称。

　　寺观藏书是特殊的藏书体系，包括佛教寺院藏书和道教道观藏书，以收藏各自的宗教图书为主，如佛教的历代大藏、大藏之外的单本译经等。

　　历代书院以拥书讲学为务，藏书始终服务于讲学和研习活动，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明清时期，就有学者开始对藏书活动进行总结研究，时至现代，更是有《中国藏书楼》、《藏书中国丛书》等一批中国古代藏书研究著作问世。您认为对藏书学的研究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肖东发：“藏书”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其表述的不仅是简单的“收存储藏”之意。从图书流通到图书利用的诸多环节无不与其密切关联。古代公私藏书家在典籍收藏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藏书实践和藏书思想，并形成诸多学术成果。

　　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目前的藏书学更多的是对中国古代藏书史进行宏观范畴的总括性研究，缺乏对各类型藏书楼的个体研究，这使得某些述史性著作在资料选取、理论总结、观点提炼上缺乏创见，进而又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藏书史研究的发展水平。

　　实际上，中国古代藏书学的宏观研究可为微观研究提供指导，而微观研究可为宏观研究提供论据资料，二者应齐头并进，不可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