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1986年底，邓小平针对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软弱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放任态度而导致少数高校学生上街闹事、干扰安定团结局面的问题，指出：“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在这篇讲话中，他用很大篇幅强调了文艺方向的重要性。他说：“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还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他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1996年和2006年，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在中国文联六大和中国作协五大、中国文联八大和中国作协七大上发表讲话，都强调毛泽东《讲话》体现着我们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将长期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发挥指导作用。他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鼓舞人们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发进取；要加强学习，加强修养，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严肃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不难看出，他们的这些论述都是和《讲话》精神一脉相承的，都是《讲话》精神与当时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应当把这些论述同《讲话》结合起来学习，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讲话》精神，更好地用《讲话》精神指导我们对新中国 文化史的编写与研究。我认为，这是国史学界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