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历史学的视角与方法论发展隐现出“三个坐标”问题。所谓“三个坐标”，指的是“社会史”、“新社会史”以及“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深化为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而“新社会史”后发展为“新史学”。

　　方法创新生发新视野

　　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1988年，我参加了第二届社会史会议，置身其中，深感社会史研究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由于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和认识分歧，使得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的同时，也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其中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论，但缺少理论培育；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门“社会生活史”学科，画地为牢。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史研究“碎片化”的进程逐渐被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所取代，“区域—整体史”、“国家—社会”、“文化关怀”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时至今日，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鉴于社会史理论色彩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一批海外华人学者和国内有海外访学背景的学者开始倡导“新社会史”——依赖大量的知识、信息、理论资源，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国内社会史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建构新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杨念群认为，社会史之所以始终形不成系列概念化方法去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在于缺乏有效的“知识共同体”和相互驳难氛围所导致的创造性解释能力的递进式发展趋向，并成为可操作的规范体系。由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吹响了“新社会史”的号角；冠名“新社会史”系列，由孙江、黄东兰与王笛分别主编的《事件·记忆·叙述》、《身体·心性·权力》、《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2005、2006年）接踵其后。孙江认为，“新社会史”应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要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要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杨念群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原本为了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黄兴涛等在2002年发起一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多学科对话，最终出版《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到了2007年，杨念群、黄兴涛等正式出版《新史学》系列（中华书局），提倡移植、消化西方理论。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我们看到了学者们强烈的理论关怀，但其建构理论的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不免陷于晦涩。而且，“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新史学”亦然，其究竟与梁启超的《新史学》、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新史学》、台湾的《新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学派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解构”平民化，如是，其前途不可限量。

　　法国年鉴学派强调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勾勒出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路径。在中国，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受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德英（Barbara Ward）影响，由科大卫、萧凤霞等人提倡推动，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与社会史的情况非常相像的是，历史人类学也一度遭遇是一门“学科”（至少在国外）还是一种“研究方式”的矛盾，但“华南学派”很快认识到有必要避免给历史人类学下定义，并坚持“历史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历史学讲究时间，人类学讲究空间，有无文字、是否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式也是两者的差异。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这些差异逐渐弭平，形成新的学术视野，以及以田野调查为基调的个案、小区域、小空间等“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目的是完整建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